引论
    武以定国，文以治国。乱世思将，治世思相。这无疑已经成为传统中国历史的一条定律。时势不同，文臣、武将所承担的职责随之有所差异，其在朝局中的地位亦随之低昂。这又牵涉到文、武之间的关系问题。
    文、武二途，“不可偏废”①。这是历史时期人们的共识。尽管见识可以取得一致，历史变迁的进程却并非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追溯文武关系史的源头，确乎可称“古之武事出于一”、古之“文武本无分也”②。相即将、民即兵，当是文武关系的原始状态。换言之，从说文之儒有“经”与精于谈兵亦称“经”的事实中，已经足以证明文武之间，理应是一种“经常一脉”、“同源而贮”的关系，所别者仅仅是他们分领的职掌不同而已，未可分歧③。揆诸历史，文武相合甚至文武兼备之人，不乏其例。就文能兼武而言，曹操父子，春夏读书，秋冬射猎，成就当途之业；傅永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唐休璟深知险要，虞允文金山克敌；南梁兵叛逐师，唐宪宗遣温造代之，叛军见其儒而不疑，既而谈笑樽俎，歼五百叛者于杯酒之中。就武能兼文而言，郤谷为帅，日说《礼》、《乐》，敦崇《诗》、《书》；祭遵置五经博士，军中雅歌投壶；曹景宗挽弓霹雳，生啖黄獐，犹能乘醉赋竞病诗；鲁肃手不释卷，张奂坐帷讲论；谢艾有文武之才，王平统率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好作书论，说《史》、《汉》，不失其旨；石勒目不知书，尝使人读史，以论古今得失，确有灼见。上述诸例，亦都是“将而儒”或“将通儒”的典型例子④。
    文武兼备仅仅是文武关系的一个侧面，且古今并不多见。与之相反，历史时期的文武关系，并不融洽。先有廉颇、蔺相如之争，后刘渊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之恨。将相之间，形同水火。如史弘肇曾有言：“长枪大剑，安用毛锥?”王章反唇相讥，道：“无毛锥则财赋何出?”史弘肇尤其厌恶文士，称此辈“轻人难耐，每呼吾辈为卒”。时当“抢攘”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武夫戮力疆场，立下汗马之勋；一旦承平，白面书生，坐而制之，如役厮养，稍有间隙，刀笔随之⑤。换言之，自文武相分，将相转而异任；兵农相分，军民变而异籍。于是，天下之事，血脉不通；肩臂相使，联属甚难。文人厌薄刀战，武将鄙视章句。其结果则造成时当承平，大帅尚且需要仰小吏之鼻息；而世乱之时，悍将则又可制僝儒之性命。舌锋与剑锷、载笔与属橐、文章与马槊之间，一旦觭轻觭重，形成隔阂，势必造成习武者目不识丁，习文者手无缚鸡，文武之间，未免偏废。
    考究明代的文武关系，实与明代军事制度的演变桴鼓相应⑥。按照黄宗羲的说法，有明兵制，“盖亦三变”：明初之时，以“卫所之兵”为主；中期之后，卫所之兵变而为“召募之兵”；至崇祯、弘光年间，召募之兵又变而为“大将之屯兵”。三者各有弊端，最终造成明朝覆亡⑦。尽管明朝覆亡的原因殊为复杂，然不得兵将之用，显为其中之一。随兵制变迁而来者，在制度的层面，文武关系亦发生了内在的转变：明初立国，重武轻文；中期以后，崇文黜武；一至明季，武将开始跋扈。与此相应者，则是文人尚武与武将尚文风气的形成及其勃盛，以及文武合一论的崛起。
    一、从重武轻文到崇文黜武：制度史之演变
    明太祖朱元璋以马上得天下，擐甲厉剑，与众将纵横驰骋中原，在行伍、战阵之间，长达十余年，故对御将之道，筹备相当审慎。立国之后，在明太祖的眼中，诸如指刃挥兵、搴旗陷阵之事，均非竖儒所长。为此，设立都司卫所，绣错布于宇内；而在要害之处，则设置镇戍之将。所有阃外之责，一概寄托于武臣。明初重武轻文，盖有其因。
    然此制的设定，缺陷明显。卫所与地方州县犬牙交错，固然可以借助互相牵制而便于统制，然卫所与地方有司之间，不相统摄，钱粮、刑名，各自总理，一旦变起于仓促之际，单是行移之间，就颇费周折，最终导致虚文日烦，实效难责⑧。尤其是升平一久，法令益弛，都司卫所之中，已是遍布纨绔之子。他们豢于酲醲甘膬之中，沉于丝管娥姣之际，肌节驽缓，智识钝眊。鉴此原因，早在洪熙年间，明仁宗就下令文臣临镇，治理文书，商议机密，参赞军务，清理边储。其后，均改用都御史，设立提督一职。随之而来者，则是“天下治安，缙绅用事，介胄之夫，俛首下气，唯唯听命”。所以，诸如总兵、副将、参将、游击，虽有将军之名，但权力已大受束缚，不能振举，军旅大权，上归提督，下属兵备，文臣中的提督、兵备已经取代将帅之任⑨。这就造成了明代中期以后崇文黜武的制度格局。
    一至明季，“大将屯兵”，拥众自卫，与敌为市，“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⑩，遂成一时武将跋扈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