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文武关系的流变中，存在着武将好文、文人尚武两大风习。这是相当值得关注的时代特征。无论是武将好文，还是文人尚武，从好的面相看，固然迎合了当时追求文武合一的时代风气，然其弊端亦复不少。就武将好文而言，武将一旦以工诗作赋为风尚，反而会对兵家要义，终身不学，绝口不谈。其结果则是“文藻翩然，议论有余，究其实用，终无一效”(109)。汤胤勣就是典型一例。他原本被推荐者称为“才兼文武，可当一面”，故有“汤一面”之号。随后在镇守陕西孤山时，出城征讨前来侵犯的蒙古兵，被埋伏的蒙古兵“一箭中喉而死”，故又有“汤一箭”之号(110)。就文人尚武而言，正如清初学者陈确所言，兵不可谈，谈兵之人，其实并不知兵。换言之，文人谈兵，不过是“腐儒之一体”(111)。王夫之对文臣尚武习气以及授钺带兵之弊，亦有比较理性的分析。在王夫之看来，文臣授钺带兵，不但会挫折武士的雄心，甚至使文人之躁志更加难降。文人尚武，甚至带兵出征，其志固然可嘉，但终究不免于偾败(112)。究其原因，文人谈兵，实不过“唇吻韬略”而已。马成名与杨廷麟就是典型的案例：一则“骈首西市”，一则手下兵将遇敌即作鸟兽散(113)。
    由此可见，所谓的武将好文，其实不过是劣陋相承，偷息闲功。一旦武将陷入“歌童舞女、海错山珍”一类自相娱乐的生活，就不再能“见敌捐躯，舍死而成功业”(114)。由此而来者，则是明末武备的废弛，官兵操练如同儿戏(115)。无论是武将好文，还是文人尚武，最终导致在太平之时，文武将吏习于懒散，拾取前人唾余，高谈阔论，尽似真才；一旦时局艰难，让他们担当大任，却是“仓皇迷闷，无一干济之术”(116)。此即文恬武嬉，明朝覆亡，盖有其因。
    注释：
    ①尤侗：《艮斋杂说》卷2，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4页。
    ②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7《非武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页；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3《赠孔氏兄弟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9—110页。
    ③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3《赠孔氏兄弟序》，第109—110页。
    ④相关的梳理，可分别参见尤侗：《艮斋杂说》卷2，第44页；魏禧：《兵迹》卷2《将体编·儒》，收入陶福履、胡思敬编：《豫章丛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子部第1册，第324—325页；刘廷玑：《在园杂志》卷1《文武全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页。
    ⑤尤侗：《艮斋杂说》卷2，第44页。
    ⑥关于明代文武关系的演变，颇有建设性的前期研究成果，可以参看陈宝良：《晚明的尚武精神》，《明史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1年版；万明：《解读戚继光的文化身份》，载张守禄主编：《戚继光研究：戚继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215页；万明：《从戚继光的文化交游看晚明文化视域下的“武臣好文”现象》，《鲁东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梁志胜：《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0—442页。
    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一》，收入《梨州船山五书》，台北世界书局1988年版，第29页。
    ⑧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7《非武备》，第1181—1182页。
    ⑨叶春及：《石洞集》卷2《择将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1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兵制一》，收入《梨州船山五书》，第29页。
    (11)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5，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0页。
    (12)揆诸明初的制度设计，确乎可以称为“一切右武”，委任权力，“重在武臣”。如五军都督府，就官高六部尚书一阶，即为典型一证。参见陆容：《菽园杂记》卷3，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页。
    (13)戴金编次：《皇明条法事类纂》卷3《军职犯强盗人命死罪及犯罪脱逃通恶为非者拘禁奏拿其余常事暂住管事支俸听提例》，东京古典研究会1966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