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人尚武与武将好文：社会风尚之转变
    晚明时期，名士之风甚盛，无不追求“有致”。那么，什么是有致?明末人陈继儒作了如下解释：“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虽乏本色，故自有致。”(36)可见，所谓的有致，就是不再追求本色，而是一种矫情，甚至是故作标致。而其中所列“书生践戎马之场”与“将军翔文章之府”，大抵道出了文武关系之社会风尚已发生两大转变：一是文人尚武，二是武将好文。
    (一)文人尚武
    近人顾颉刚在整理兵家书籍时，曾惊奇地发现如下一个现象，除了清末江南制造局所出兵书之外，绝大多数兵书几乎全为明本，而且又多为万历以后所作。为此，他解释其中原因道：“明代一困于也先，再困于满洲，三困于倭，四困于流寇，士大夫皆有用兵之心，故就古籍论兵及纪兵事者加以讨究，遂成巨帙。”(37)洵为确论，且道出了晚明文人尚武的一个侧面。
    晚明文人尚武之风，以嘉靖中期以后“倭变”之起、万历末年“东事”既兴与崇祯初年“寇氛”初炽三个时期最为兴盛。
    嘉靖初年，儒家士人久已不讲武备，见到那些“挟短兵、衣短后者”，则无不感到惊讶(38)。“倭变”事起，东南沿海不再平静。于是一些文人或讲武尚侠，或投笔从戎。如徽州人吴子钦早在中生员之前，就喜欢“习技击”。即使后来成为徽州府学生员之后，还是侠气不改。每当出门，就身穿窄衫，袖中藏双铁尺，一副侠客打扮(39)。徽州生员王寅，曾经从少林寺僧扁囤习得兵杖之技，后来投入胡宗宪幕府(40)。
    万历初年，尚是“一人无为，四海少事”。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于是“杂流之士，哆口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41)。此说显已道出万历末期文人尚武谈兵之风。如明末著名文人宋懋澄，就是一位喜欢谈兵之人。《明经世文编》收录了他所著《东师野记》、《西师记略》、《东征记略》三篇文章，反映了他对一直困扰明朝廷的倭寇、哱拜、满洲诸事的具体看法，显然也是为了证明其虽为文人，却有投笔从戎、一试疆场之志。其世侄并兼具《明经世文编》编辑者之一的宋徵璧在选编了这三篇文章之后，在文后专门加了一段评语，自称幼年时从宋懋澄学习经学，并说懋澄“谈论今古，悬河泻溜，顷刻不停，恨未展其用，赍志以殁”。身为文人的宋懋澄，关心国家边疆之事，同样得到了当时一些名士的称赞，如李维桢、陈继儒等，均称其“有封侯之骨，而不遇时”(42)。所谓的生不逢时，这或许就是当时许多文人怀才不遇时的共同慨叹。
    崇祯初年，“寇氛”初炽，文人尚武之风又盛。如复社成员桐城人孙临，字克咸，平日所行，完全是文人习气，诸如“为人风流俊伟，晓声伎，吹箫度曲”，甚至间游平康之里，他亦以此沾沾自喜。“寇氛”初炽之后，孙临一夜酒酣，谈及时事，慷慨激烈，并引一指燃烛上，自誓道：“不灭贼者，有如此指!”于是，改字为“武公”。自此以后，孙临“常衣短后衣，骑生马，左右箶箙，插弓矢，带刀，作边塞健儿装”。后方仁植开府湖广，“屡与贼战”。孙临作为仁植的爱婿，“常杂骑士中，跃马深入，为诸军先”，还不时在马上赋诗为乐。所传《楚水吟》，一半为军中所作(43)。
    (二)武将好文
    与文人尚武相应者，则是武将好文之风的勃盛。正如明代学者唐枢所言，至弘治、正德年间，明代武臣发生一大转变，即变为“人思务文矣”(44)。这就是说，由于升平日久，再加之文武畸重，致使主将“类能操觚，而不娴弓马干戈”。就此风气，明代宗室成员朱子斗作有《纪事》诗五首加以刻画，其中一首云：“时清诸将慕文儒，胜韵长才亦自殊。竞羡江花生彩翰，不闻营柳避雕弧。饷金辗转随津贵，宫锦题封侍市胡。覆辙于今堪自鉴，嫖姚何必薄孙吴。”(45)堪称言有对痒。
    武将何以好文?究其原因，大抵有以下三个：一是为了扭转武将缺文的整体形象。武之不文，属于整体现象，历代如此，明代自不能例外。如永乐二年(1404)，一天臣子进呈敕边将的疏稿。明成祖对臣下道：“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46)明成祖的这段话至少说明，鉴于武臣边将“不谙文理”的事实，所以下达给武将的敕书，只能采用“直言俗说”。明人贺钦之言，可以作为上述记载的注脚，亦即武将因为“不学”，导致“少知义理，率皆率意奢纵”。为此，他提出了为武将配备儒者加以“傅导”的建议，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武将缺文之憾(47)。明代的笑话同样揭示了武将缺文的现象，不妨引述一则如下：辽东有一位武将，素不识字，被文臣弹劾。劾本下来以后，他就让人念，当念至“所当革任回卫者也”的时候，不免痛哭道：“革任回卫也罢了，这‘者也’两字怎么当的起?”(48)武将的缺文，必然遭致文臣的轻辱鄙陵，动辄“以不识字为诮”。等到考察推荐，文臣“右文而后武”。面对如此情势，武将就“不得不文”，借此以为自立之途(49)。二是好文可以提高武将的声誉。正如朱国祯所言，若欲成为一代名将，并非仅仅凭借自己的卓越战功，而是必须借助“好文”，才能成为现实。通过“好文”之举，就可以“有所附丽而益彰”。为此，他以晚明名将戚继光为例加以进一步申述，认为戚继光因为好文，并与汪道昆、王世贞、王世懋、沈希仪、唐顺之等著名文人交往，所以“其战功始著”(50)。三是受重文轻武时风的影响，武将不得不好文。究厥所由，明初以将对敌，举动自由。其后，武将开始受制于出镇的太监，受制于用以制约镇守太监的巡抚、总督。文官重臣握有兵权，又借助巡按纠参武将，又渐渐受制于巡按。面对“随在掣肘”的尴尬窘境，无奈之下，武将“不得不文，以为自御之计”(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