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后者而言，当数俞大猷、戚继光最为著名。此外，尚有万表、郭登等人。
    俞大猷在做生员时曾追随赵本学学习《周易》，潜心学问，“起基卑迩，以为实修”，其学问之深，甚至被称为士大夫所莫及(98)。谭纶在给俞大猷的书信中，亦对大猷的文武全才多所称赞，云：“故公非独武人，亦文士也；非独将略，实相材也；非独功名之士，盖与闻乎性命之学者也。”(99)堪称确论。
    戚继光的平倭战功，已是彪炳史册。他自结发从戎之后，间关百战，绥靖闽浙，功在东南。后又在北边蓟辽练兵，颇有成效。尤其是他掌管京营之后，建议更制练兵，长驱出塞，“踵文皇三犁之绩，收百世挞伐之勋”。陈第称戚继光自隆庆二年(1568)统兵蓟州之后，一直到万历十年(1582)，在这15年之间，“胡尘不起，民享生全极矣”。王世贞亦称戚继光用兵如神，自两浙、闽、广，以及蓟门边塞，大小数百战，“所杀虏数万计”，堪称“东南名将无偶”(100)。至于戚继光的学术造诣及其诗文成就，前文已述，不再赘述。
    万表是一员大将，却一直谆谆于论学。清代史家全祖望曾见到过唐顺之给万表的翰札，读后亦令其“肃然起敬”(101)。作为名将的郭登，亦工于诗，著有《联珠集》。所上章疏，无不挥笔立就。如《送岳正还里诗》云：“青海四年羁旅客，白头双泪倚门亲。莫道得归心便了，天涯多少未归人。”又云：“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云愁。玉关人老貂裘敝，苦忆生平马少游。”著名文人李东阳评其诗为明代武臣之冠(102)，虽属一家之言，但亦大抵符合实情。
    综上所述，像俞大猷、戚继光一类的武将，除了能破虏平蛮、屡立战功之外，又何尝不高踞文章之府。为此，清初学者黄宗羲云：“苟如近世之沈希仪、万表、俞大猷、戚继光，又未尝不可使之内而兵部，外而巡抚也。”(103)此说可谓确论。
    余论
    从制度的层面加以考察，在明代中期以前，确实存在着“文武换授”之制，文臣、武将之间，可以“互用”。以武秩换授文职为例，如洪武年间，起用南阳卫百户吴权济等12人为河南、山东各布政司参政等官；成化年间，改任锦衣百户何瑾为尚宝司丞；成化年间，明宪宗怜惜于谦之死，下诏赐谥立祠，又擢其子千户于冕为应天府尹。以文秩换授武职为例，如永乐年间，祥符人张信中乡试举人，积官而至侍郎，他与英国公张辅同族，后改四川都督佥事；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梅纯凭借驸马梅殷后人的身份，出任中都留守；驸马周景之子周贤中乡试举人，后赴会试下第，被授予指挥同知(104)。
    自明代中期以后，文武分途，右文抑武。制度出现如此改变，导致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尽管直至明末，尚保持着文武换授之制，然这种换授已无多少实际效果可言。如崇祯年间，巡按御史张学颜请缨自效，改授河南总兵。然学颜此举之，原本是希望得到巡抚的职位，而并非一镇总兵，所以上任之后，“怏怏失志，卒无成功”(105)。二是在保持文武分途的同时，又刻意在圣贤后裔(作为文臣榜样)与开国功臣后裔(作为武臣榜样)之间建立起一道藩篱。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孔孟、程朱等圣贤后裔，大多被授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所以，当诚意伯刘基的七世孙刘禄，一度亦被授予五经博士时，不免在文臣群体中引发不小的波澜，甚至视为不伦不类。至弘治五年(1492)，因礼科给事中吴仕伟上奏中，有“诚意伯后不当为博士”之言，于是改任刘基九世孙刘瑜为处州卫世袭指挥使。自此以后，圣贤后裔，不再“混于功臣”(106)。
    若是将考察的视角转换到地域风气的特征上，那么，从“北武南文”到南方文风全面超越北方的转变，同样可以印证从重武轻文到重文轻武的变迁。如在北方，借助勋戚、恩泽而获得侯、伯，甚至“金吾、驸马、玉带”，“无岁无之”。在北方人看来，不过是“尔尔”之事。这是因为“京师大气脉，官家得以余勇贾人”。若是南方人一有“封拜”，则无不认为是“祖宗福荫之奇”。相反，若论缙绅文学侍从之臣，北方乃至京师，反不如各直省之多。尽管这不过是“文武彼此盈虚消息之理”(107)，但这种“北武南文”格局的形成，事实上靠重武轻文的制度规定才得以支撑。在明代嘉靖以前，尽管南方科第已经胜过北方，但江北同样不乏文士学士。如“李献吉以北地，何大复以信阳，孙太初以灵武，李于鳞以历下，卢次楩以濮阳”，均在江北。自嘉靖以后，则江南“彬彬乎盛矣”(108)。江南文风转盛，甚至完全迈越北方，同样与重文轻武的制度格局若合符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