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武将聘幕之风，正如谭纶所言，“乃各大小将官，不修实事，专尚虚诈，厚养刀笔之徒，置之帷屋之中”(65)。所谓刀笔之徒，即主持刑名之幕宾。晚明山人杂流多投奔边帅幕中，武将亦多以聘幕为荣，以便与文臣往还(66)。陈第、颜钧为著名的王门学者，均曾入俞大猷幕，成为参谋、军师(67)。至明季，武将多聘记室、幕客。当东平侯刘泽清开府淮阴时，贾开宗“掌其军书记”(68)。即使如卫所指挥，解粮进京，也要寻一个“通文理，管得帐”的幕宾(69)。聘幕宾，专为记账，这与请钱谷师爷基本相同。
    此外，武将幕中又多山人幕客。史称隆庆以后，“款市既成，烽燧少警，辇下视镇帅为外府。山人杂流，乞朝士尺牍往者，无不餍所欲”(70)。尤其是万历中叶以后，边镇专阃将帅以能诗名者很多，戚继光、萧如熏、杜文焕即其中之佼佼者。戚继光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足军饷。萧如熏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
    尤其是戚继光，在他所著诗歌中，其中不少涉及幕府中的文士、山人。如《奉召北还元日邀曹都阃顾黄方三山人集大安》诗，可见与他相交者，有顾、黄、方三位山人；《郑山人自闽赴友难归，诗以赠之》诗中，所交者为郑姓山人；《端午，方景武山人以赵藩骰牌、巧扇见寄》诗，则所交者为方景武山人；《送李文学归蓬莱》诗有云：“早年结社蓬莱下，塞上重逢已二毛。”可见，所谓的“李文学”，亦即李姓文士，是他早年在家乡的结社朋友，后来也曾投奔到戚继光的塞上幕府。《夏日同徐使君、方山人避雨朝阳庵，限阳字》诗，说明戚继光与山人时常以诗歌赓和。其中赠与方山人的诗中有云：“南北征尘里，艰危独共君。壮心悬白日，侠气薄青云。并榻时听雨，衔杯夜论文。十年交好意，今古挹清芬。”又《次马祥寺，值方山人至，共酌稼场》诗，有云：“关山一片月，游子十年情。”可见，这位方山人自东南海疆一直跟随戚继光到了北部边疆，两人相交长达十年之久，而且关系相当密切(71)。《莫春方山人邀游山庄》诗，所交者为方山人。《秋日邀山人歙王十岳、越叶一同、莆方浮麓、文学郭海岳同登山屯之阴山》，所交山人、文学之士则更多。《送王山人南还》，其中之王山人，或许就是上述徽州府歙县人王十岳。《送叶山人归恒安三首》，所提及的叶山人，是否即为上面所言越人叶一同，尚须存疑，但他与叶山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同一般。诗中有云：“论交繄早岁，白首乃所期。岐路一何广，雅志遂参差。剑合古有言，分金亦吾党。握手且踟蹰，迢迢叹孤往。任侠应多愧，还丹好自求。不知他日泪，谁为故人流。”《送文学郭建初归闽》诗，有云：“幕中校艺万夫敌，衔杯出塞谁称豪。问天天欲何为者，高阳大名遽相假。”《夏日邀婺川令毛仪之、山人黄全之、方景武、文学钱子见游山庄，为邦龄赋别，兼呈诗社诸君子》诗，有云：“报君尚愧求龙种，草檄应多倚马才。”可见，这些文士或者山人在幕府之中，负责“草檄”亦为其职责之一。《夏日浮麓山人方君邀同诸客游山庄》诗，有云：“客尽江南盛，身仍塞北留。”足证幕中诸山人清客，多为江南才士。《登塞上台和幼海周山人韵》诗，可知所交者尚有一位周幼海山人。《甬东吕山人自蓟复游晋，因览天海，骊歌有赠》诗，所交者为吕山人(72)。此外，戚继光幕府中尚有武林人王栖云，远赴塞上，访戚继光于“干戈之场”，最后“赍志以没”(73)。
    三、文武合一：思想及社会史之转向
    天地之道，惟阴与阳；治世之具，惟文与武。文与武，犹如阴与阳。故治乱相寻，本于阴阳迭运，只有文武并用，方可相济有成。从文武关系的历史演进来看，确实存在着一个从“文武并用”到“文武两分”的变迁过程。三代以上，井田聿兴，兵农合一，五等封爵，文武不分，故出则为将帅，入则为师保，声气既同，绩用有底。至春秋战国，民无宁宇，卒有常征，井田寝废，兵农攸分。自孙武、吴起立兵家之言，特设军容，不由民社，于是文武异途，门户渐立。秦开创郡县之制，汉封同姓为王，唐则设藩镇。历代沿革，虽各鉴一时之弊，但无不曲为更张。即使如此，戍边御侮，官制固有不同，然文武职衔互相加授，名义相关，文武两途，判别未甚。一至宋代，立国本弱，儒术歧多，以致分者决不可合，而合者亦分。
    明初立国，凭借武功驱逐蒙元，恢复区宇。有鉴于当时掌握兵权的功臣武将，大多以汗马自骄，纷然多事，所以防微虑重，最终导致军政肘掣，文武势分情格。文武一旦判若两途，其结果则是：“俎豆干戈，不同其业；缙绅介胄，不同其官；闾阎卒伍，不同其治；疏附御侮，不同其职。”(74)习文的“儒者”，“长视阔步，抵掌今古，靡究短长之故”；习武的“武人”，亦“狃习纨绮，庸鄙偷惰，罔效尺寸”(75)。清初学者黄宗羲将此视为“文武过分”，即“书生视戎事如鬼神，将谓别有授受”(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