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其中大部分论著侧重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忆与反思。事实上，知青上山下乡始自5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已进行了近10年。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一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提法最初见于中共中央文件中。1957年10月25日，党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单行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10月版。）这是第一次把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下乡上山”。此后，这一提法逐年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
    知青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以我国50 年代中期的社会状况为背景的。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提出了当时动员城镇中、 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缘由：“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注：《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8月11日。）同年，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也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据此，他发出了那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4、255、247-248页。）此后，《人民日报》又多次发表社论，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建功立业，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
    可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解决城镇就业困难问题，在农村及边远山区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自1954年开始，我国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人口增长加快，而我国实行的是劳动管理中央集权制和固定工制度，增加新职工要由主管部门审批，国家劳动就业的包袱十分沉重，致使每年大量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就业面临困难。其次，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农村发展的需要。随着合作化的进行和实现，农村迫切需要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和有文化的农民，而当时国家正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还不可能在这方面有过多的投资。因此，吸收城镇知识青年从事农业生产，显得十分必要和自然。
    二
    1955年8月16日，北京郊区青年杨华等5人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垦荒，这应算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青年。8月9日，杨华、庞淑英等5人向青年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垦荒的申请，11日， 青年团北京市委批准了申请。接着，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亲切接见了他们，高度赞扬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同时审慎地指出，这是第一支队伍，还没有经验，规模不宜太大，各地如有条件可有重点地试行组织少数青年参加近距离的垦荒。不久，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第一批队员60人正式奔赴黑龙江，以苏联共青团员建立共青团城和开垦荒地为榜样，建立了萝北青年垦区。随之，天津、河北、哈尔滨等地的垦荒队陆续到达这里。到年底，萝北垦区规模迅速扩至700人。
    9月18日，上海青年陈家楼、吴爱珍等组织了100人的志愿垦荒队去江西垦荒；天津、广东也组织了远征垦荒队。1956年春播季节，垦荒远征渐成燎原之势，河南、山东、吉林等省市的远征队到达新疆、青海、黑龙江垦荒。6月7-10日，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对萝北青年垦区进行了视察和慰问，转达了青年团中央的关怀，鼓励知青们不向困难低头，做到劳动、团结、学习、纪律、身体五样都好，基本上肯定了知青下乡垦荒的做法。
    1957年，中央继续号召中小学毕业生下乡或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社论；7月11日，又发表了《妥善安排中小学毕业生下乡》的社论。 虽然社论主要针对回乡毕业生，但也在城市中小学引起了巨大反响，学生们争看社论，举行“响应祖国召唤”、“农村在欢迎我们”的班会，表示自愿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8月起， 大批城镇毕业生直接到农村生产合作社安家立户，改变了过去单一的垦荒做法，下乡高潮再次掀起。至1957年底，城市下乡青年已达7.9万人。 （注：张化：《试论“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4期。）
    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纲要的推动下，1958年仍继续鼓励知青下乡。各大城市知青下乡热情不减，“向往农村，已成风气”。5月16日， 上海知青900人出发到湖北、安徽农村下乡；杭州、武汉、 沈阳等城市下乡知青均愈千人。还有成千上万的知青在等待再一次召唤。恰在此时，“大跃进”运动骤起。在全面跃进的口号下，全国基建规模急剧膨胀，职工人数扩弃了近一倍；文教事业的“跃进”使各级学校招生规模剧增。这样，1959年4月，国家统计局在年度公报中宣布， 在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基础上，“失业现象已经消除”（注：《国家统计局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公报》，《人民日报》1959年4月15日。）。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上山下乡的口号在报刊上销声匿迹了，知青下乡工作也基本停顿下来。
    从1955年到1958年下半年是知青下乡工作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知青下乡主要是以远征垦荒为主，辅以去农村合作社参加生产；主要是知青自愿，加以国家的号召动员。知青下乡工作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基本不含政治动因；而且大都依靠知青自发而起，缺乏有效的组织、指导；下乡知青人数也较少，社会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