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源于1900年，这一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随即八国联军武装干涉入侵北京，翌年9月，清廷被迫与列强各国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议定，中国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损失共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根据条约，按年息四厘，本息共计，美国应得美金53551551.15元。此前流行的一般说法认为，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向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总统建议，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下，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赞助中国教育的咨文，1908年5月25日美国会通过议案，将赔款中超出美国实际损失的部分退还中国。美国先后退还中国庚款本利共计27920000余美元。美国总统于1908年12月28日在实施法令中指示，赔款退还从1909年1月1日开始，退还的庚款将用于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培养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1909年6月，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同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交学务处作游美肄业馆，清华大学雏形由此形成，在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同年10月赴美，这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0年8月举行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70人，第二批庚款生中，出现了胡适、赵元任、竺可桢等著名学者。1911年初，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简称清华学堂，1912年11月改称清华学校，第二批留美幼童中的唐国安出任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此后十多年间，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多达千人。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1933年，又开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行动至此达到高峰。
    客观而论，由西方列强退还庚款而导致的现代中国大规模的留学行动，对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上世纪中叶，代表中国最高科学水准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近半数为庚款留学生。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庚款留学计划这一重要的创意呢？长期以来，相当一些舆论将此归功于美国方面，典型的如胡适先生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一文中的说法：“西历千九百零七年十二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君咨文议院，中有一节论赔款善后事宜，其言曰：当日政府之初意，本欲俟各种损失清偿之后，即以盈余之数交还中国，以为友谊之证，云云。是为美国退还赔款之议之肇端。罗氏又云：此邦（美国）宜竭力助中国之教育发达，使此地大人众之帝国，能振拔以适于今日之竞争世界，即如招致中国学生来此邦留学高等教育，亦达此目的之一法也。据此则赔款遣学生，其议实创自罗氏也。”[1]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本文将追根寻源，揭示此一历史事件的最初推动者--梁诚及其促成庚款留美计划实现的鲜为人知的近代科技史料。
    1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美国主动退还一部分庚款之说被当成一个既定事实，促成庚款退还并用于选拔优秀学生赴美留学的真正倡议人，却如历史事件本身一样，随时间的推移渐行渐远，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自胡适之后的论著大都沿袭此说。典型的如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2]和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3]，都只提到美国国会通过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一部分庚款的议案，至于庚款退回的倡议和用庚款派遣中国优秀学生赴美留学协议的达成过程，却没有提及；刘真主编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摘录了1924年9月康纳里斯·贝顿（Cornelius H.Pattern）在教会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认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系美国牧师史密斯博士（中文名为明恩溥）的功劳，“……在这两次会议的餐后演讲中，史密斯博士曾谈到庚子赔款的尚未动用部分，该项巨款经过各方合法的要求，已为华盛顿国库所冻结。按照史氏的意见，此巨款应该真诚地归还中国，不过，必须在巩固两国友谊的方式下来实现。”“……可以规定必须用在选送优秀中国青年来美深造，同时更规定此项学生回国后，必须担任公职，或从事于公众福利事业。”[4]李绪武的《清末留学教育之研究》也认为：“美国放弃此项赔款，史密斯博士之功也，史氏为美国传教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回国，力主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适当运用，以增两国之国交。”[5]
    众口一词的美方主动说，使得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扑朔迷离。直到1997年，才有学者对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史实作出新的考证，初步揭开这一历史事实的真相[6]。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庚款留美计划的发端，作进一步考证，以深入认识庚款留学计划的真实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2梁诚首倡以庚款兴学留美计划实现庚款退还的史实考证
    如上所言，真正推动庚款退还及庚款留学计划实现的不是美国人，而是当年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时任中国驻美公使梁诚。
    梁诚，原名丕旭，字震东，广东番愚人，生于1864年，1875年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成员之一赴美留学，1881年尚未毕业，随全体留美幼童被召回。回国后，梁诚初任总理衙门章京；1886年，以候选县丞资格，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升任使馆参赞，从此开始其外交生涯；1897年，随张氏赴英，奉贺英女皇维多利亚（Victoria）登基60年庆典，返国获授直隶候补道；1901年，奉命作为醇亲王载沣为专使的首席随员赴德国“谢罪”，德皇威廉二世要求中方叩头示歉，中方断不能受，随即梁诚建议以鞠躬代替，妙解争执，英美舆论多有赞许；1903年3月，因前驻美、日（日是日西巴尼亚的简称，即今西班牙）和秘鲁等国公使伍廷芳任期届满，梁诚继伍廷芳出任上述诸国钦差大臣。
    庚款退还缘起于《辛丑条约》赔付方式的外交斡旋。在《辛丑条约》各国赔款所用货币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前，美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同意中国以白银偿付赔款，后来由于其他国家一致主张用黄金作为赔款货币，美国自然也不例外。由于签订条约时没有考虑到金银汇率的浮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愈发感到一律用黄金偿付赔款，财政压力太大，也有失公平，因此令驻美公使梁诚向美国政府商请改用白银偿付赔款。1907年9月30日香港《中国日报》译载的《鸟约泰晤士报纪美国减收清国赔款事》一文，对此有准确记载，梁诚答记者问说，“此事之缘起，系我国政府命予商请贵国政府将辛丑条约所载赔款，暂改收银，因该约所载赔款数目之用金用银，欲求公允，尚需重议也。”（[7],11页）在1905年1月19日梁诚致外务部函中，也记录了梁诚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1838～1905）关于赔款用银问题的讨论，“诚遵即面告美外部海约翰，海云此事前接康使来电，经已复令按照各国一律办理。诚告以赔款用银，美国独倡其议，且已慨允于前，安可反复于后，海云当时用金用银之说未定，美国顾念邦交，特允暂行用银，以待各国公议，今各国既得贵政府允认还金，美国自当一例相待”（[8],73页）。由此可见，梁诚向美国政府的商讨并没有立刻取得成效，美国人依然坚持和他国一样要求黄金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