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60年代初，为缓解大跃进失败造成的经济困难，国家开始了政策调整，压缩基建规模，大量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而知青下乡的做法又被重新提起，成为精简城镇人口措施的重要一环。
    1961年12月，武汉市1100多名知青到河北的国营农场参加生产，拉开了60年代初知青插场下乡的序幕。1962年春季，西安、北京等市的知青也纷纷去国营农场参加劳动，支援农业战线。1963年4月7日，《人民日报》以《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有最广阔的前途》为题，报道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接见知青代表的情形。彭真指出，下乡知青走的是正确的道路，是千万知识青年的方向，有最广阔的光辉的前途。此后，各大报刊加大宣传力度，有力推动了知青下乡工作的开展。
    196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第一次发布关于知青下乡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不久，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安置办公室，各级政府也成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这就标志着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正式纳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标志着知青下乡进入有组织、有计划的阶段，是知青史上的一大转折。为此，《人民日报》从2月至5月连续发表社论，对知青下乡的意义、途径、政策、措施进行了阐述。于是，广大知青热烈响应号召，争先恐后奔赴农村。由于采取了集体插队的方式，加之动员组织的计划性，知青下乡的规模大大超过以前。1964年，有32万知青下乡。（注：1965年5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
    1965年知青下乡热情不减，1-8月份，有25万名知青下乡上山。 5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知青下乡“决不是一项临时的措施， 而是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都要认真做好的工作。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具有革命战略意义的大事情。”“应当从关怀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意义上来看待城市下乡劳动的知青。”（注：1965年5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社论虽然提出了要加强对下乡工作的领导和关怀知青的生活等正确思想，但由于受当时日益浓重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被说成是帮助青年实现“革命化”、“消灭三大差别”、“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措施，开始带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此以后，知青下乡的政治倾向渐浓，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
    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视察了新疆石河子垦区，亲切探望了杨永青等上海知青，勉励他们献身边疆建设。对此，全国媒体进行报道，安定了下乡知青的思想，带动了新一轮的下乡高潮。这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全国下乡知青超过129 万人（注：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 页。）。在严寒的北大荒和炎热的海南岛，在井冈山上和太行之巅，在内蒙草原和新疆戈壁绿洲，在八百里秦川和华北平原，到处都有了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的身影。
    从1961年底到1966年夏，是知青上山下乡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知青下乡途径基本是插场和集体插队的方式，便于发挥青年突击队的作用，有利于安排生产和知青生活；下乡仍然是自愿，但政治动员和政治压力的因素加大了。知青下乡工作的政治性日显，经济动因不再提及；政府开始进行组织指导，知青工作开始进入国家建设的整体规划；下乡规模也大大超过前一阶段，有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四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区分开来，二者存在质的差别。从指导思想看，前者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场试验，虽然后期带有了一些政治色彩，但总体上主要是对就业途径的一种探索；而后者完全是在“左”的理论指导下的一场政治运动。从下乡方式看，前者基本上是知青自觉自愿赴边疆、农村去参加建设；而后者则是靠搞运动，甚至采取行政手段。从工作方式看，前者动员组织工作较为谨慎，有重点有选择地在大城市进行；后者则是一刀切，所有城市都要搞上山下乡。从规模看，前者仅有百万人下乡；后者下乡知青达1700万，几乎占全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影响广泛。
    从总体上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知青下乡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首先，百万知青上山下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的就业压力，加强了我国农业生产战线。在当时的国情下，120 多万知青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还带动了60年代初缩减城镇人口工作的开展。知青们垦荒造田，开路建场，在边疆办起一个个新农场、工厂；和社员一起生产，在落后山区办起许多林场、牧场，发展多种经营，为我国边远落后地区农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安置下乡知青的社队，大多做到了增人、增产、增收。
    其次，知青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推广生产技术、改变农村社会风尚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贡献。许多知青插队后，担任记工员、会计、医生，办扫盲夜校，帮助农民学习文化和生产技术，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第三，知青通过生产劳动和生产实践，提高了觉悟，学到了本领，对意志也是一种磨练。上山下乡实践，形成了一种爱国奉献、艰苦创业、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知青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但是，其积极的收效是有限的，不能过高评价。因为作为一种解决就业问题的探索，它仅仅是在短时期内起作用的，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路只能是越走越窄；至于1965年以后的政治动因和做法，应该加以否定。在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历史条件下，没有认识到解决就业危机的根本出路是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没有认识到知青下乡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致使知青上山下乡长期延续下去，给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知青个人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对此，许多论著和知青回忆录都作了较充分的阐述，在此不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