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甚者，至明代末年，即使吴淞总兵官这样的地方武职大吏，也必须受到松江府理刑推官的节制，这是因为吴淞总兵的“贤否册”亦即考察权，完全掌握在推官的手中(22)。武将地位的衰微，最终导致武将不肯用命，明朝随之倾覆。此实亦在情理之中。
    崇文黜武之制一旦形成，那么，文武之间的交际体统随之发生变化。明代中期以后，即使大将、副将之职，亦均须兵部差遣。换言之，总兵、副总兵职位，不再依靠战功，而是凭借袭荫。按照制度的规定，这些武官为了继承祖荫，不得不与兵部、兵科的文官打交道，其间不免出现一些自贬身份的“卑污手本”。如大将、副将上给兵部、兵科官员的手本，尚且讲究身份者，则自称“门下小的”；若是自贬身份者，更是动辄自称“门下走狗”。至于守备、把总以下，给兵部书办送礼，在礼帖中则用细字写上“沐恩晚生”(23)。
    清初学者黄宗羲在总结明代军事制度时，对此亦多有揭示。根据他的记载可知，位至大帅的武将，在干谒文臣之时，即使品级悬绝，亦必须身穿戎服，左手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袴靴，趋入庭拜”。至于其上给文臣的门状，则自称“走狗”。告退之后，甚至还与文臣的仆隶叙齿(24)。黄宗羲的说法决非空穴来风，而是可以找到很多事例加以印证。如明代中期以后，知府、知县与总兵相见，都可以抗礼，拜帖仅用“侍生”，公文则用“移会”。与参将、游击将军以下交往，大抵亦是如此。更有甚者，贡生、监生、生员与武弁往来，即使是总兵，亦只是投“侍教生”的名帖，轻易不用“晚生”帖子。降而下之，与参将、游击相见，则更不待言(25)。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如此，承平日久，地方军卫的武官更是一蹶不振。卫所指挥前去拜见知府，必称“恩堂”，不敢抗礼(26)。
    明末人宋懋澄借助一位颇有智慧的山僧之口，道出了当时的崇文黜武之风：“武与文异。人之畏文也众，故缙绅之于释老，威少杀焉；若武，则人慢之矣。彼视可以行威者无如僧，吾故俟其威之未张而先致敬焉，非故谄也。”诚哉斯言!这位山僧的一番话，确实道出了实情。因为缙绅文人平日里受到了世人的尊重，所以他们在与释老之徒打交道时，不妨优雅地显示自己的平等待人，在僧道面前不再作威作福。而武人则正好相反，他们平日里就得不到世人的尊敬，所以在遇到僧道时，就难免会抖擞自己的精神，摆起自己的架子。这种崇文黜武的风气，其结果正如宋懋澄所言：“以彼文武如是之异，而国家欲藉武士为干城，其可得乎?夫无事贱之如牛马，有事望其捐生，一何待之薄而责之厚乎?”(27)此论堪称一语中的。
    武学在明代的困境，大抵与当时的崇文黜武之风若合符节。在明代，惟有京城设有武学，在地方府、州、县，并未设有武学。凡是出应武科乡试之人，尽管称之为“武生”，其实不过是一些学业粗疏、负材矜气之子弟而已；或者原属军籍而学书不就之人，就改为学习武经、弓马，中式则为武举，不中则依然齐民，并无“武生员”之称。至崇祯之末才下诏，让府、州、县考取武生员，并入学宫，令督学官考校。然而积习轻武，假若是有志之人，根本不屑应试，学臣亦视为具文，有无多寡，不拘定额(28)。
    (三)明季武将之跋扈
    崇文黜武之风形成之后，难得武将之效。明季兵兴，有人上奏，声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云云。于是，崇祯皇帝专任大帅，不再受文臣节制。不到二三年，武臣拥众自重，“与贼相望，同事虏略”(29)。崇祯皇帝重武之效，不过如此。
    南明鲁监国时，华夏上奏有云：“臣思昔日文强武弱，迄今武强而文不肯弱，遂相持起衅。”(30)这大抵反映了自明末以来文武关系的另一种转向。
    揆诸明季史事，确乎武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此可以左良玉、刘泽清为例加以进一步的剖析。
    就左良玉来说，下面两件事情，已经可以证明他完全是拥兵自重，甚至敢于不听诏令。在崇祯朝时，先是陕西总督的塘报，称左良玉兵驻武昌，“贼船过汉阳，为左兵追杀，复退”。为此，崇祯帝密遣太监“赍金币往营谕之”。不久，湖广巡按御史的奏疏上达，称左良玉并无“追杀有功情状”。内阁大学士吴甡专门上一揭帖，称：“左镇坐视承、襄陷，退避湖南，方怀疑惧，今复遣内臣往，若追杀虚报，疑惧愈甚，乞暂停遣，俟察实命兵部差官照常赏赍未晚也。”揭上之后，崇祯帝的批示却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为措给粮饷，朕故加意激劝，留此一枝劲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中使已发，不及停矣。”(31)正因崇祯帝过分倚重武将，才对左良玉如此“宽假”，最终导致他更加跋扈。至南明福王登极，南都诏书下达湖广，左良玉自承天返回，驻兵汉阳，意不可测，甚至未举行颁读诏书的仪式。为此，巡抚何腾蛟前往汉阳，以剑自随，道：“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开读，此身有付三尺耳。”所幸者，当时左良玉私置正纪卢鼎力争，认为应当拜接诏书，且对良玉说：“方今四镇合心，同戴新君，若拥兵而下，能保必胜乎?不胜，无乃身家两亡乎?”良玉时已耄老，不得不说：“是固当拜耶。”随之，举行拜诏之仪(32)。从左良玉“私置正纪”一职，到他敢于不拜接诏书，明季武将之跋扈，已是达到极致。
    刘泽清显然是另外一个武将飞扬跋扈的典型个案。刘泽清因山东“剿寇功”，得到了太监的滥叙，为公论所讥。兵科给事中韩如愈上疏纠之。后如愈奉差督饷，行至山东，在道中为泽清麾下杨国柱所害。当时泽清还想谋害御史蒋拱宸，“以不值免”(33)。正如都御史刘宗周所言：“本朝受命三百年来，未有武臣参文臣者，尤未有武臣无故而欲杀宪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辄操庙堂短长，使士大夫尽出其门者，有之，皆自泽清始，一时纪纲法度，荡然尽矣。”(34)刘宗周此言实是有感而发，因当时刘泽清正上疏参劾宗周。至于“士大夫尽出其门”云云，也有史事可以证实。如弘光朝时，王铎入阁以后，替刘泽清作序，“呼其母为老伯母”，这并不能简单地将此视为王铎为人谦和，而是一种“失体”之举(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