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初重武轻文的制度格局
    明初立国，统兵之权归于大都督府。即使如大都督府断事官一类的幕职，其遴选亦相当慎重。贝琼《送褚德刚序》云：“洪武十年夏，大都督府断事官缺，上难其人，咨之在庭，以行府经历会稽褚君为之。”就在此文的批注中，有言：“国初兵权皆统于大都督府，故其幕职亦重。”(11)“幕职亦重”一语，大抵已经道出明初重武轻文的制度格局(12)。
    在明初制定的《大明律》中，对武官犯罪亦略显优待。如《大明律》内有一款云：“六部、都察院、按察司并分司及有司，见问公事，但有干连军官，及承告军官不法不公等事，须要密切实封奏闻，不许擅自拘问。”(13)在所有“公事”中，只要其事“干连军官”，即使是告军官“不法不公”等事，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司法衙门，均无权过问。法律上格外优待甚至赋予其特权，足以证明初武官地位之高。
    明初总兵，地位显赫。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从官衔上看，总兵明显高于巡抚。按照明代的制度，各镇都是先设总兵，其后才陆续添设巡抚。所以，巡抚的署衔，仅仅是“参赞军务”。只有各镇无总兵官以及后设之总兵官，巡抚署衔方可称“提督军务”(14)。“参赞军务”与“提督军务”之间，尽管只有二字之差，但权限大有区别。官衔上署称参赞军务，说明巡抚相较于总兵官，仅有辅佐之责，并无统辖之权。二是从文武官员的交际体统上看，明初总兵有“列侯”之誉，其体统极其尊重，地方有司“伏谒如属礼”。一些内地知府、知县，因昧于掌故，“辄欲钧礼，往往取累”(15)。
    按照明初的制度规定，设立军民诸司，原本是“彼此颉颃，两非统属”。然事实并非如此。在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因为天下初定，都司卫所武官势力炫灼，时常凌轹地方有司官员。永乐元年(1403)，福建巡按周志新的奏疏显示，当地方知府路过都司所辖各卫的衙门，或者二者在路途相遇，各卫官员因为对知府不下马感到愤怒，就借此“鞭辱仆隶”。至于卫所的公务，更是直接交给地方有司办理，稍有不从，即“呵责吏典”(16)。明代之卫，设有镇抚，所亦有镇抚一职。在千户所中，大抵以千户为主将，而镇抚佐之。可见，在武官中，千户所镇抚可称是“至微”之职。明初的文官对这些镇抚亦格外小心，惟恐得罪他们。如苏伯衡在明初号称著名的文学侍臣，甚至被明太祖所优礼。即使如此，苏氏亦不得不撰写《送谭镇抚调平阳序》一文，与这些千户所镇抚应酬，甚至不乏揄扬称道之言(17)。诸如之类，无不证明明初武弁何等受人重视。
    (二)明中期以后崇文黜武局面的形成
    明代中期以后，承平日久，崇文黜武局面随之形成。由于文官大抵来自科举，所以明代的文官制度最重资格。甲榜进士出身最为崇高，可以仕至六部。在进士中，又以翰林最受人尊重。一入翰林，则不屈膝，或虽有拱揖，亦“腰背不甚折”，号称“养相体”。乙榜举人出身，则只可仕至知府而已。为此，进士出身者，无不鄙视举人出身之官，虽同处朝列，亦不甚款接。至于岁贡、荫官，更是等而下之。在如此讲求资格的官场，武官地位一落千丈，显得相当卑微。即使是总兵官，在文臣看来，“抑末也”(18)。
    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初所定《大明律》中关于军职犯罪，官员不准擅自拘禁的规定，显然已经保证了武官在明初的特殊地位。到了明代中期，这一律条已经被作了部分的修改。成化年间，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夏埙葵上奏，请求“今后军职违法害军，间有干碍惧罪欲逃者，许该卫所呈禀，先将犯人拘系在官，一面奏请问罪”。这一建议到了刑部，刑部最后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一方面，军职若是仅仅犯有“一应常事”，仍然按照都察院等衙门会议奏准事例，“令其暂住管事，支俸听提。若明文已到，截住支俸，就提，不许破调仍旧支俸”。另一方面，若是军职犯了“强盗、人命等项真犯死罪，逃脱在外，因而交通巨恶，搆结为非”，允许该卫所“措实呈禀，先将犯人拘系在官，听候奏拿”(19)。这一条例一出，显然已经证明武官在犯罪方面所享有的一些特权，已经开始部分丧失。
    明初大将提兵，权势赫奕，所设巡抚都御史，不过是“赞理军务”，“与之督粮，不与兵事”，亦即负责后勤保障而已。自中期以后，总兵官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牵制与削弱。丧失赏罚之权不论，即使是“出师之期”一类的用兵机宜之事，总兵一类的将官亦已无决定权，而是必须“请命而行”，依次受制于兵备、巡抚、总督，大失任将之道(20)。正如黄宗羲所云，明制尽管有失，但总兵毕竟用的是武人。一旦总兵必须受到总督、巡抚、经略的节制，那么，其文武格局顿时发生转变：总督、巡抚、经略越俎代庖，亲自担当主将的职责；反之，总兵则沦为辅佐之职，不过是聊充“偏裨”而已。其结果，则是总兵“有将之名而无将之实”(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