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以后，武将好文，蔚成一时风气，大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武将擅长赋诗论文。武人能诗，自古以来，不乏其例。明代武将能诗者，有沐昂、俞大猷、郭登、李言恭、万表、陈第等，其诗“皆见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52)，并非只能写“明月赤团团”一类的俗句。尤其是戚继光，其《入关》诗云：“少年好纸笔，长事行间役。”(53)可证继光少年时即从事文学之事，只是因为长年处于战阵行伍之间，才使他改而关注军事。后戚氏因深得文坛名人汪道昆、王世贞的称道，俨然以风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辈，尊之为“元敬词宗先生”，几与缙绅分道扬镳。又萧如薰，亦以翰墨自命，山人辈纷纷投入幕中，尊称其为“季馨词宗先生”(54)。其他如杜文焕，亦甚好文，建曲馆，以“经文纬武”颜其斋，作有《餐霞外编》(55)。杜氏除了“博通经、史、二氏”之外，尚擅长“五七言律”(56)。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清朝人刘廷玑的记载，显可为明代武将好诗之风下一注脚。刘廷玑曾与好友在天许楼宴集，以朗诵古人诗为下酒之物，并拟搜罗从古以来武人能诗之人，或纪全编，或采警句，以成吟坛胜事。最后所采，还是“独明诗为最多”。根据他的记录，明朝武人能诗之人，分别有：定襄伯郭登，著有《联珠集》，其诗可诵者分别有《湳牙山》、《普安道中》、《入缅取贼早发金沙江》、《军回》、《寄泾州守李宏》、《梅子》、《塔顶》诸篇；参将汤胤勣，其可诵者有《题壁》一诗；戚继光，著有《止止堂集》，其可诵者有《登石门驿新城眺望》、《盘山绝顶》、《度梅岭》诸诗；俞大猷，著有《正气堂集》，其可诵者有《挽薛养呆》一诗；万表，著有《玩鹿亭稿》，其可诵者有《悯黎吟》、《山亭纳凉》、《宫女叹》、《和徐东滨》诸篇；参将余承恩，著有《鹤池集》，其可诵者有《感兴》、《答草池约泛蓉溪》、《放舟行》、《望忠州》诸篇；都督张通，有《游西林庵》一诗；京营都督周于德，有《平乌剌江》一诗；指挥张元凯，著有《伐檀集》，其可诵者有《春日游西苑》、《西苑宫词》诸篇；千户李元昭，著有《岣嵝山房集》，其可诵者有《送周虚岩归吴》一诗；参将黄桥栋，其可诵者有《听秀上人弹琴》一诗；右都督张如兰，著有《功狗集》，其可诵者有《吴门夜泊》一诗；参将狄从夏，其可诵者有《月夜同刘天山作》一诗；守备袁应黻，其可诵者有《郑司马入塞歌》；百户奚汝嘉，其可诵者有《旅怀》一诗；百户陈鹤，著有《海樵集》，其可诵者有《夜坐见白发寄别朱仲开、张瓯江》、《高邮赠龚山人》、《泊京口望金山寺》、《题杨法部容闲阁》、《写山水》、《题画赠姜明府》、《送张伯淳还关中》、《送王谏北山》、《吹笛怀友》；游击将军陈第，著有《寄心集》，其可诵者有《岁暮客居呈焦弱侯》、《邵武舟次》、《禹碑行》、《山中蚤秋》、《江心寺除夜》、《闽关旅夜》、《维扬谒文信公祠》、《过蓟州》、《追怀宜黄大司马谭公》、《元夕宿泉州洛阳桥》、《送戚都护》、《塞外烧荒行》诸篇；临淮侯李言恭，著有《青莲阁》、《贝叶斋》、《游燕》诸集，其可诵者有《花朝》、《赋得匡庐山》、《送仲弟南还兼怀老亲》、《李佥宪招饮黄鹤楼》、《显灵宫》诸篇(57)。
    武将不仅能诗，而且好文甚至善于论文。如大河卫指挥佥事崔克逊，“读书好文，乐与儒士大夫游”(58)。又如千户姚福，就《六经》以下直至宋代文人之文，一一加以评骘。他认为，《六经》之后，左丘明作《春秋》(即《左氏春秋传》)，堪称后世文章之祖；司马迁所作《史记》，力量超过《左传》，成为汉代的“文中之雄”；韩愈之文，“深醇正大”，可谓唐代“文中之王”；欧阳修之文，“渊永和平”，可谓宋代“文中之宗”。此外，他分别就班固、柳宗元、曾巩、王安石、苏轼之文加以论析，称班氏之文“详瞻”，柳氏之文“精核”，曾氏之文“竣洁”，王氏之文“简淡”，苏氏之文“痛快”(59)。论文之言，固不免因仍之弊，且亦有独到之见。
    其二，武将涉猎经史，且善于度曲。早在明初，魏国公徐辉祖就并非“特长于武”而已，而是时常侍奉皇太子与诸王“学通经史”。洪武二十九年(1396)，明太祖命徐辉祖会同礼部、翰林院考试国子监生的文义，“第其优劣，送吏部铨用”(60)。其后，又有都督王信，沉毅简重，“被服儒素，闲居辄玩经史”(61)。至于“金带指挥”陈铎，更是以“词曲驰名”，甚至还牙板随身，不时可以“高歌一曲”(62)。
    其三，武将不仅与知名文人广泛交游，而且聘幕蔚然成风。显然，这是晚明武将好文风气影响所致。明代很多能文的武将，大多喜欢与文人交往。如戚继光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王世贞、汪道昆、李攀龙均有交往，甚至雅歌相和，篇章交映，体现出一种“质有文武”的特点(63)。戚继光在蓟镇时，凡是招待前来阅兵的官员，亦极尽招待曲奉之能事。根据钟羽正的揭示，戚继光一次招待阅兵官员，多用奇花排列，共花费了200多两银子。而那些参与阅兵的官员亦大多不加自爱，喜欢带上很多伶人游客，人数多达数十人，日夕酣歌，流连光景，登高览胜，伐鼓飞觞(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