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循环日报》，王韬反复宣传了“借法自强”、“变法自强”的主张。他认为，自鸦片战后中外立约通商以来，泰西各国通商中土，有如咫尺，实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固非闭关自大之时。欲采取深闭固拒的政策，必误天下苍生，只可因势利导，万无杜绝驱除之理。这种变局同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的机遇。把握机遇，关键在变法自强。变法自强，就要向西方学习，尽取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他主张取法泰西，以富强为治民之本，要与民共其利害，同其忧乐，要扩展农业生产，发展工商交通运输，开发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其利皆公之于民。他还主张效法泰西“君民共主”之治，努力消除君民之间隔阂，不犯民、不虐民，不欺民，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应先期告民，务使上下情通，君民共治。王韬大力宣传废八股，变科举，兴实学，育真才；同时主张克循条约，结好远人，不卑不亢，讲信睦邻。他强调要了解中外事故，通中外之情。作为一个力主改革的维新思维家，王韬关于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的思想以及在公开赞成采用西方的许多政治制度方面，比其他人走得更远。1882年，王韬把他发表于《循环日报》上“多言洋务”的存稿，“稍加厘次，授诸手民”，当年在香港出版，这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颇负盛名的《韬园文录外编》。
    三
    王韬长期生活在香港，对香港的神奇变化和迅速发展颇有切身的感受，也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在他的著作中不乏对英人有效治理香港的客观记述和赞美之词。但是，王韬毕竟是一位由中国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助译中国经典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也好，创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也好，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身在香港，心系祖国，对自己因“黄畹上书”事不幸“阛罹奇祸”而成“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感到深深的遗憾。因此，身居香港闹市，却“意郁郁不欢，恒思归耕故乡”，自云“老民虽流徙遐裔，僻处菰芦，而睠怀家国，未尝一日忘”。〔8〕晚年离开香港， 定居上海，成了他最终的归宿。
    据记载，王韬“居香港时最久，自号‘天南遁叟’，颜其读书处曰‘遁窟’。屋不甚轩敞，顾后枕山麓，前俯海峤，估帆番舶，时往来于眉睫间，亦足豁胸臆破岑寂也。几上书籍，鳞次纷积约寸许。秃笔数十支，颠倒横陈，著作其中，析经义，讲词章，旷览古今，发为伟论。”〔9〕这段记载反映了王韬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一般状况。
    王韬避居香港期间，曾留心考察香港的历史和现状。他以香港僻在一隅，记述者罕，故而勤涉书史，旁诹故老，延访遗闻，调查研究，在居住香港3年之后，写成《香港略论》一文，除简要介绍香港的地理、 土著居民的来历和住港华民的风俗习惯外，着重记述了英国治理香港的措施与成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后的20多年中，香港已经从“南徼濒海一荒岛”变成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颇具规模的东方“雄镇”。英国在香港“设官之繁密”、“兵防之周详”、“赋税之繁旺”、“教民之勤恳”、“游历之地咸备”都令王韬大为感叹。他特别关注那些不同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事物，例如，他指出香港司法制度，“臬宪之外，有提刑官，僚佐官，更立陪审之人十有二员，以习法之律正充其事，而民间所举公正之绅士，亦得与焉，专在持法严明，定案鞫狱，欺无妄滥。”再如，王韬注意到香港发展起来之后地价昂贵，“寸土寸金，其贵莫名，地球中当首推及之矣”，但却不忽视文化娱乐场所的建设，已建成有“周约二十余里”的赛马场和“广袤百顷”的公园，每岁孟春和煦之时，在赛马场举行赛马，“士女便娟，其集如云，远近趋观，争相赞羡”，公园之中，“花木崇绮，游人均得入览。”王韬更注意到，香港是不同于当时中国的另一种社会制度，另一种价值观念，在这里通商重于一切，金钱支配一切，“居是邦者，率以财雄，每脱略礼文，迂嗤道德”。作为一个自由港，“香港不设关市，无讥察征索之烦，行贾者乐出其境，于是各口通商之地，亦于香港首屈一指。前之所谓弃土者，今成雄镇，洵乎在人为之哉！”〔10〕。
    王韬对香港变迁和发展的观察、研究与描述、宣传，表明他对香港所采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羡慕和向往的，因为这种制度及其所体现出来的西方文明，较之当时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落后状况，显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正是有了这种认识，王韬才能以开阔的眼界、开放的心态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倡导学习西方，变法维新以实现国家的自立、自强。这一事实表明，香港在鸦片战争后成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一个窗口。
    王韬在香港的维新宣传及其所著《普法战纪》使他在国内外享有很大的名声。其时，国内正在开展以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和民用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派领袖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和丁日昌等人都对他评价甚高，“湘乡曾文正公称之为未易才，合肥相国李公许以识议宏达，目之为佳士”〔11〕尤其是被王韬视为“生平第一知已”的丁日昌更是对他推崇倍至，认为“当今通达时务熟稔外情”者，都无法与王韬相提并论，并“为之揄扬于南北诸大僚”〔12〕王韬素有“用世之志”却不幸成为“弃民”，他的内心充满着痛苦。因此，他把丁日昌视为知已并怀着至深的感恩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了报答知已并借以“固国本”，王韬与曾留学美国通西国语言文字之学者黄胜合作译著《火器说略》一书，专门介绍西方国家制造枪炮的知识与方法，并缮写真本，寄呈丁日昌。他还不时向丁日昌条陈方策，贡献他对洋务新政的种种意见。1879年王韬还曾专程到广东丰顺探望在籍养病的丁日昌，受到盛情款待，问临行还赐以异书，馈以兼金。同年王韬应邀访问日本，“作东瀛之游，”取道上海，才得以重见阔别二十年的故乡风景，“真觉城郭则是，人民皆非，有丁令威化鹤归来情况。”〔13〕从日本返回香港后，他写了《韬园老民自传》，也表达回归故乡的强烈愿望，其中说道：“老民久居粤东，意郁郁不欢，恒思归耕故乡，卜居于莫厘、邓尉之间，筑三椽之屋，拓五亩之园，藏书数万卷，买田一二顷，徜徉诵读其中，优游卒岁，以没吾齿。”历经坎坷的王韬深知返乡的愿望难以变成现实，发出感叹：“顾是愿卒未能遂，岂非天耶。”
    王韬返乡的愿望在丁日昌的帮助下得以实现。1882年丁日昌去世之前，曾请李鸿章予以关照并获得李的默许，王韬遂于1884年携眷定居上海。此后，他曾担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和《申报》编辑，继续从事著述和维新宣传，直到逝世为止。这也是与他在香港生活时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分不开的。
    收稿日期：1997年2月20日
    注释：
    〔1〕〔4〕〔5〕〔8〕〔12〕〔13〕《韬园老民自传》，《韬园文录外编》卷11。
    〔2〕王韬：《淞隐漫录自序》，《韬园文录外编》卷11。
    〔3〕（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下），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人大清史所翻译组译，第344-346页。
    〔6〕罗明、潘振平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第9卷， 第344页。
    〔7〕李牧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21页。
    〔9〕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54页。
    〔10〕《韬园文录外编》卷6。
    〔11〕陈桂土；《普法战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