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路德小组”积极筹备纽伦堡的宗教改革在这种政治、宗教、社会和思想剧变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斯宾格勒首先意识到，必须采取实际行动，加紧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并辅以多层面的社会改革和政策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首先，斯宾格勒在1521年被开除出教后逐渐取代皮克海默成为纽伦堡人文主义圈子的核心人物，并在随后的四年里，进一步成为纽伦堡新教改革的领导者，与市政委员会携手带领纽伦堡在1525年成为德国第一个新教城市。早期纽伦堡的文化生活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虽然市政委员会也曾给予杰出的人文主义学者以荣誉，如著名的拉丁诗人赛尔蒂斯(Konrad Celtis)，但是更重要的举措是以高昂的工资吸引各方面的人才，促进纽伦堡的繁荣稳定，比方说，聘请在曾在意大利求学的法学专家为纽伦堡服务。[8]211487年，赛尔蒂斯在纽伦堡获得诗人桂冠后，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市民，组成了赛尔蒂斯小组(Sodalitas Celtica)。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圈子的特点是，一些专业人士如医生和律师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进来，俗人的参与，是纽伦堡人文主义圈子的一大特色，他们的专业知识帮助了城市改革运动的发展。
    路德的好友施道比茨在1503年开始担任出任奥古斯丁修会的主教代理(Vicar general)，纽伦堡属于他的管辖区内。[4]37他在任期间，不仅亲自大力宣传路德的教义，还经常派遣其他奥古斯丁修会的传教士如林克(Wenzealaus Linck)前往纽伦堡布道，随之，赛尔蒂斯小组就这样发展成为了施道比茨小组(Sodalitas Staupitziana)。施道比茨对路德的支持促进了路德思想的散播，也使纽伦堡人文主义者对路德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前后几位奥古斯丁修士的活动下，早在1517年路德公开发表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之前，这篇文章就已经在纽伦堡的文化核心小组内传阅。市政总理吕策尔是该文的德文译者，画家丢勒(Albert Dürer)为文章添上了插图，而斯宾格勒则是它的第一位俗人读者。[6]7不久，法律顾问舒伊尔在1517年1月2日写信邀请路德参加一次在奥古斯丁修会举行的纽伦堡人文主义者聚会。舒伊尔说自己是受到施道比茨和纽伦堡几位荣誉市民前些时候讲话的影响。[9]631518年10月5日，路德在前往奥格斯堡会议的途中首次造访了纽伦堡，斯宾格勒也在此时第一次与路德会面。路德到达纽伦堡后，施道比茨小组的成员们一起迎接了他，他们的鼓励和安慰增强了路德的信心。10月23日，路德在返程途中再次到访纽伦堡，这次他是作为皮克海默的客人。两次停留期间，路德与多位纽伦堡核心人物会面，并且参加了施道比茨小组的聚会，这个小组也发展成了路德小组(Sodalitas Martiniana)，斯宾格勒在他为路德辩护的第一份传单里记录了路德的这次到访。[8]35路德小组的成员包括市政委员皮克海默、塔克、吕策尔和埃尼尔、奥古斯丁修士林克、圣罗伦斯教堂神父比海姆(Georg Beheim)、富有的商人威尔瑟(Welser)和丢勒，还有舒伊尔和斯宾格勒等共十六人。[9]23成员大多在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在市政委员会里担当要职，七位担任过或者随后出任市政委员，占了市政委员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其中塔克、埃尼尔和吕策尔更是最有权势的三位首席代表。[9]65小组成立之初，路德的好友皮克海默是小组的领导人，但是在1520年教皇的谕令颁布后，皮克海默由于遭到公开谴责和侮辱，从此意志消沉，态度由积极转为保守。最后，斯宾格勒、埃尼尔、吕策尔取代舒伊尔和皮克海默成为了路德小组的领导人。路德甚至把他的《论第一百十圣咏》献给埃尼尔。[3]69在斯宾格勒等人的努力下，路德派传教士开始在纽伦堡布道。市政委员会采纳斯宾格勒的建议，聘请新教传教士来纽伦堡布道。例如：圣赛巴德教堂的驻堂神父和圣罗伦斯教堂的传教士等都来自于维腾堡大学，是路德的追随者。[4]34－35接着，市政委员会请求路德推荐适当之人担任教堂的驻堂神父和传教士。例如：圣罗伦斯的驻堂神父安德鲁斯·奥西安德尔(Andrew Osiander)就是一名忠诚的路德派信徒。[4]10随后，市政委员会开始进一步的信仰整肃行动，圣巴塞德教堂的神父梅希尔·普芬青(Melchior Pfinzing)一直都公开地对路德抱有敌意。结果在1521年10月，市政委员会要求他离职，把职位给了支持路德的希罗尼穆斯·鲍姆加特纳(Hieronymus Baumgartner)，此人曾是路德的学生。[1]51就这样，新教传教士在纽伦堡逐渐配备齐全。
    在任命教堂神职人员的过程中，斯宾格勒和其他两位市政委员制定了详细的合约，注明其责任和义务。比方说，圣塞巴德教堂的传教士斯劳普尼(Schleupner)获得的是终身职位，在他签订的合约里规定，“斯劳普尼在世期间，只能够永远地、完全地宣讲圣经和福音”。[5]3508这样一种契约在当时是全新的发明，也表明了市政委员会对教堂和纽伦堡市民精神生活的关心与控制。在此后几次神职人员的任命中，市政委员会进一步表明他们对纽伦堡宗教生活的态度：所有这些任命都直接出于市政委员会的指令，事先不需要征求班贝克主教的同意，直到市政委员会决定人选后，他们才把名单呈交班贝克主教过目，主教也很配合地批准了所有市政委员会交上来的名单。[10]
    在教育事务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宗教改革运动初期，由于社会动荡，学校和教育状况都受到影响，尽管路德和梅兰希通非常关心教育，尤其是想通过教育改善学习、宗教、道德以建立普遍公民性。斯宾格勒在阅读了路德出版于1524年的《致德国所有城市的市政官，应该如何建立和维护基督教学校》后，深为触动。[1]85在他的努力下，市政委员会不仅对市内原有三所拉丁语学校进行了改善，而且还打算建立一所更高的文科中学(Gymnasium)。这所学校将会在教授宗教课程的同时，对学生进行道德和政治教育，为他们未来的大学生活打好基础。斯宾格勒和其他几位市政委员大力支持这个方案。[11]
    1525年，斯宾格勒独自前往维腾堡考察，希望获得路德和梅兰希通的指导。该年9月，市政委员会通过鲍姆加特纳请求梅兰希通出任新学校的校长。虽然梅兰希通拒绝了这次邀请，但是他表示愿意在各个方面协助纽伦堡市政委员会建立学校。11月2日，梅兰希通来到纽伦堡，他逗留了数天，对课程安排、建立学校和聘请老师等多方面问题提出了建议。[12]152结果，市政委员会聘请了梅兰希通的好友约阿希姆·卡默拉里乌斯(Joachim Camerarius)为校长，并且使用路德的《基督教小教义问答书》为教材。[12]155在这所学校里，所有老师都是路德信徒，随后还加入了斯宾格勒领导的人文主义圈子。在他们的努力下，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在纽伦堡渐渐融合，成为推动纽伦堡城市宗教改革的主要力量。斯宾格勒在新学校的建立上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努力，他帮助学校获得市政委员会财政上的支持，同时也为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有鉴于他的辛勤付出，路德在1530年把一篇布道词《关于把孩子留在学校里的布道》献给斯宾格勒，表扬他作为德国人文主义--新教教育的领导者的贡献。[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