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次大战起源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存在着“欧洲中心论”。使有奇怪的是，西方学者即使是研究远东的历史时，也仍然抱着“欧洲中心论”不放。近年来，他们已经受到批评，人们要求他们写出一本以亚洲为主的亚洲史。
    确实，对于欧洲人来说，“欧洲中心论”似乎是顽固不化的。他们很难理解亚洲历史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而亚洲的历史总的来说是第三世界的历史。同样，他们也很难把欧洲的历史同亚洲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
    近十五年来，在国际外交史、国际军事史领域，引进了不少新东西。纯粹外交文件之外的史料已日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结果就出现了一种更全面的研究局面。但是，位于“边沿”处的那些国家的遥远的文化和思想，还没有同早已形成的历史著述的复杂构架结合在一起。
    把亚洲史，包括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在内的亚洲史从它传统的边沿地位解放出来，使之同史学的主流汇合，这是非常之必要的。目前已有某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可以说明，这种汇合正在进行，而且“欧洲中心论”最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截然相反的全球观点。
    1931年至1941年的中日战争是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发生的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如果对这场战争不给予应有的重视，那就不可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出正确的分析。中日战争是在东亚的外交、军事发展俱已定型化的十年内发生的。的确，在国际法被践踏、破坏的那个时代，从九·一八事变起，经过欧洲和地中海危机至偷袭珍珠港止，有一根贯穿到底的主线是看得极其清楚的。
    在那紧要的十年内（1931-1941），国与国之间发生的磨擦的主要原因以及正当的不满，从方法上说并不是作为谈判的结果而解决的；但那些不合情理的要求却能急急匆匆地得到默认。因为有人希冀以肢解本来已很弱的国家（捷克、阿比西亚、中国）为代价来换取和平，并保存帝国主义的属地及其利益。
    然而，东亚局势的发展被德国的威胁、意大利的军事冒险以及西班牙的内战所掩盖了。广大公众根本不明白西方迎合日本的真相，对此过程一无所知。
    应当指出，绥靖主义是在没有远东慕尼黑的情况下在远东得势的，也就是说，在远东并没有震惊世界的那种会议：一些强国在会上公然不知羞耻地认可另一些强国的要求，而毫不顾及它们自己的原则和盟友。在远东，迎合另一个新兴强国的过程，则是原则逐步丧失的过程。中国多方面的利益被牺牲无余。1931年以后，日本在中国每进一步，美、英、法随后用以对付日本的每一着，都使整个过程小有变化，后来就使它们的政策及时地发生了虽不自觉但很清楚的变化。
    1938年5月1日，英国同日本签订的海关协定，实际上认可了日本对中国华北的要求，把中国海关收入移交给了日本。1940年7月18，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关闭了缅甸的公路。这个步骤对中国的战略来说显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也是英国走上默认侵略道路的重要标志。今天，我们还想细讲一下另一个步骤，即1939年7月24日和1940年6月19日英国同日本签订的天津协定。这两个协定较少为人知，但同样标志着西方对日本侵略走上退却之路。
    南京于1937年12月中旬陷落、日本在军事上获得初步成功之后，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形势是：单从军事上、政治上占领中国的若干部分，并不能使日本实现它控制中国的如意算盘。在中国中央政府（其时已迁往陪都重庆）鼓励之下，即使一些主要城市已陷敌手，反侵略斗争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打了不少对阵战。敌后游击战也在广泛开展。
    但这些还构不成日本的主要忧虑。更为重要的是能否打赢日后的经济战。这一点不是成为日本在占领区内最后得胜的标志，就是成为抵抗并击破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标志。外国尤其是英国的经济利益和占有一切（它们是根深蒂固的），是这条特殊战线上的中坚力量。
    日本在中国强制推行的货币管制法规，对外国在华机构和租界并无约束力，后者继续使用老的法币，还在为国民党服务，为游击队提供事实上的避难所并为抗日活动提供中立地。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微妙，英国非常谨慎小心。不想疏远日本。因而，从总体上说，它实行的是一种安抚日本的绥靖政策。到1938年7月，天津英租界发动了一场旨在平息抗日活动的运动。英租界的警察突击搜查各种住宅，发现了手枪、弹药、无线电台以及抗日宣传品等，证明了国民党特工人员在租界内确有活动并在支持游击队。
    日本政府立即接近英国政府，要求它把被捕的自由战士引渡给中国地方当局，也就是交给亲日的中国当局。按照英国法律，抗日活动不属犯罪，因而在没有可资怀疑的犯罪证据情况下，这些人不能引渡。但英国当局这种完全合法的立场，很快就起了变化。慕尼黑协定的出笼、日本攻陷广州和汉口（这些都是历史学家不曾联系的事件）等情况，使英国更加谨小慎微。此时，东京终于可以进一步推行它把日本、“满洲国”、中国（后来还有东南亚）包括在内的经济圈计划了。
    当天津海关署长、日本控制的联邦储备银行原经理陈里土（译音）被暗杀后，日本立即对英国大肆施加压力。他们公开声称，日本决不允许任何反对中国亲日派官员的恐怖行动在英租界内发生，要求英国将4名与暗杀事件有关的嫌疑犯引渡给地方政府（实为同日本合作的汉奸政府）。
    在这个关口，英国决策者中间是有意见分歧的：英国眼前需要应不应服从长远考虑（即伦敦的最终利益在于帮助中国反对日本）？该不该牺牲4名嫌疑犯或更多的替罪羊？因此劝说日本暂不下手，使英租界有喘息之余地。
    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伦敦发现自己陷入极大的困境。张伯伦首相终于在1936年6月亲自出面，他十分明确地提出，远东政策应重新加以考虑。这实际上是对日本的要求表示同意，即把嫌疑犯引渡给中国地方当局。同时也表示要找到如此行事的法律依据。这是英国的一个重要转折，其下一步的政策则基于以下三点。一是英国在欧洲遇到的困难。二是向远东派遣一支舰队决非轻而易举（从欧洲局势考虑，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三是英国研究战时贸易问题的咨询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对日实行制裁一事应加以阻止。
    1939年7月24日出笼的天津协定，承认了日本在华北的“特殊需要”，也承认了日本“确保它自身安全”和维持“公众秩序”的需要。这个协定为把中国游击战士引渡给日本铺平了道路。
    其后，英、日又于1940年6月19日在东京签订了协定，为的是在有关中国政府存放在天津英租界银元监护问题上减少双之间的磨擦。英、日在此协定中达成了某些妥协。但应该强调的是：英国政府确实屈从日本的压力而放弃了某些重要原则，以迎合并安抚日本。例如，英国准许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亦即中国的亲日当局发行的货币在英租界流通，从而损害了中国政府的利益。
    可以说，在远东舞台上发生的大事，并没有一件能称之为“远东慕尼黑”的，而且也没有发生类似大事的可能。在远东，西方列强威信的丧失以及它们对日本所作所为的认可，都是逐步演变所造成的结果。西方列强每接受一次既成事实，每改变一次应付日本的策略，都意味着他们的政策小的变化，直至经过一段时间而出现政策的明显变化。
    综上所述，从远东的情况看，绥靖政策确实是实行了的。中国人认为，抗日战争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至1945年9月3日结束。而欧洲史学家称之为“接近战争”的时期就中国而言，正是它在打一场流血最多、困难最大的战争时。在长达14年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近1000万人（其中军人320万、人平民570多万人），损失达9万亿美元（按1938年币值计）。这场战争共进行会战23次，重要作战1117次，大小战斗38931次。必须指出，上述数字大部分发生在不宣而战的阶段即1941年之前。从上述列举出的事实而论，我们军事历史研究工作者应深刻认识以下两个要点：其一是，必须彻底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欧洲中心论”，以利于采取更为全面的观点；其二是，从史学的角度说，分期问题同样应加以改变。
    我们的探讨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不过是长期流血的中日战争这一链条中的一部分。对中国人而言，它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的狂亡自大与霸权主义的全面抗战。
    1931年和1937年这两个年头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开端和升级的标志，而1939年和1941年这两个年头，不过是走向大战的两大步。在这两大步中，欧洲的（还有美国的）台最终与亚洲的军事活动相汇合。分期问题实际上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时间划分问题，它是思想、历史经验以及全球观点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