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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到来后，教育事业开始进入调整与巩固的阶段。实际上，早在1959年春天，伴随党初步纠“左”工作的展开，教育界已经有过一次小调整。3月20日，《教育部党组关于1959 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的意见》，在肯定教育革命成就的同时，提出教育事业的发展要照顾到学生、师资以及物力、财力的可能性，作到积极而又稳妥；强调要依据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作统筹安排；认为高等教育今后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3 月22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整顿1958年新建的全日制和半日制高等学校的通知》。同一天，国务院还通过了《关于全日制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针对“大跃进”期间，学生劳动时间过长，影响教学的情况，对教学与劳动的时间比例作出了限定，初步体现了以课堂教学为主的精神。4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高校应以教学为中心，教学工作是全日制高校的主要任务。然而，由于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的影响，上述调整被迫中止。直至1961年，调整方案又重新出台，并较为全面深入地开展起来。 其主要内容为：1.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课程教学， 克服轻视理论、轻视书本知识的偏向；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切实保证教师有5／6的工作日用于业务；课程设置、教学方案、教学大纲和教材，要稳定，不能轻易更改；高校的科研工作应该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展开，特别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等等。2.从教育发展过快，规模过大的现状出发，大幅度裁并1958年以后建立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适当压缩全日制中小学的规模，同时根据需要与可能，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适当发展半日制及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继续贯彻国家办学和人民办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改变国家对教育包的过多的状况，等等。经过调整，教育事业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后，伴随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失误的发展，教育革命的宣传与实践再起，其时间主要是从1964年到“文革”爆发前。总的看来，这次教育革命一方面是“大跃进”期间教育革命的再现，另一方面其“左”的倾向则更为浓厚。
    首先，在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下，更加强调教育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强调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基本上是在1964年前后，毛泽东作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学校的估计。在这种估计下，教育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自不待言，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也就成为极为迫切而重要的任务。《人民教育》1963年10月号发表署名文章《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提出：“阶级教育是思想教育的核心。”离开了这个核心，什么思想教育“都可以变成资产阶级的教育”。1964年9 月该刊社论《教育革命的一项根本措施》进一步提出：“教育……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同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的思想，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为了贯彻这一思想，各类学校均大幅度增加政治教育课时，突出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阶级斗争。到“文革”爆发之际，更提出中学历史课停开，政治与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主张。从而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贯彻到整个学校教育中去。
    此外，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另一主要方式，是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实践，主要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高等学校文科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据统计，到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校22 万师生参加了社教运动（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页。）。
    其次，在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下，更加强调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认为，学生通过下厂下乡参加劳动，通过实现自身的劳动化和工农化，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培养同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再次，大力倡导半工半读教育。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左”的色彩非常浓厚，另一方面又包含着某些可贵的探索。从“左”的倾向上讲，把半工半读教育视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这种认识无疑是“左”的。但另一方面，抛开“左”的因素，该时期对半工半读教育的探索也有值得肯定的内容，特别是刘少奇在此期间的有关论述包含着许多富于启迪意义的思想。例如，他认为半工半读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认为半工半读教育在大力推广前，要有实验和总结经验的过程，要5年实验，10年推广； 等等。这些思想实际上是他对“大跃进”期间在该问题上的探讨的继续与发展。
    最后，在对教育体制中的弊端提出批评和要求教育改革的同时，书本知识的学习却受到愈来愈强烈的轻视和冲击。1964年2月春节期间， 毛泽东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就教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看法，他从当时学校教育中，课程多，学生脱离实际死读书，缺乏娱乐和自由支配的时间，考试搞突然袭击，题目古怪、刻板等缺点出发，发出了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考试题目可以公开，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的号召。此后，他又在许多场合谈到教育的改革问题。毛泽东反对繁琐哲学，反对脱离实际的死读书，书呆子；主张少而精，读书要联系实际，多让学生自学，学会独立思考；主张启发式教学，生动活泼的学习方式，等等。这些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却由此走过了头。他认为，一个小孩子要学习17年，太长了。大学文科只要2 年半到3年，要办抗大式学校；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 高小毕业后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军事学校可以办， 但不要学的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战场就是学校，等等。这些主张无疑是简单化甚至武断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系统学习与掌握科技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离开这一点，超时空地征引历史上或者革命战争年代的某些作法与经验来谈教育改革与革命，必然会导政错误的理论与实践。
    总之，“文革”前夕的教育革命就总的方面来看是“左”的。其指导思想和某些作法，与“文革”初期对教育的践踏和之后的“教育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读书无用论”的盛行；对建国17年教育的“两个估计”；招收工农兵学员；以政治大批判和生产劳动取代课堂教学；“以阶级斗争为纲”办教育，等等。虽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有意煽动与破坏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讲，文革前的两次教育革命，特别是文革前夕的教育革命其滥觞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应该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