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已73年。这73年里，经过风风雨雨，千锤百炼，有过不少失败的教训，更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中国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有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中基本力量是工农群众，统一战线中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复杂。反映在政党关系上主要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这两个党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是两个最大的政党，它们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与社会基础。这两个党的分裂或团结，直接影响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集中力量组织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罢工高潮。1927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震撼全国。中共在实践中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该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工人阶级和其它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一面革命的旗帜，孙中山坚决反帝反封，在广东已有块革命根据地，也有一支武装力量。可是孙中山在革命中到处碰壁，十分苦闷，他也需要像中共这样的革命力量的支持。于是在1923年中共召开三大时，讨论了与国民党合作问题，确立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
    当时孙中山提出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也是这样指示，中共同意。于是通过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接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党内联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点是有共同纲领、有组织形式的合作。
    国共合作的结果，革命迅速向前发展。国民党在共产党员帮助之下，组织扩大了，党员增加了，工农运动发展，黄埔军校建立，很快组织了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统治。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逐步叛变革命，夺了军权、党权、政权。这时，中共党内也发生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适应了蒋介石的要求。蒋介石经过“四·一二”、“七·一五”，大规模屠杀工农群众，导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
    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7月－1945年8月）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
    从1931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入侵中国，1935年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国人民有沦为亡国奴的危险，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下降为次要矛盾。大敌当前，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各党各派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在这种大形势下，提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问题。
    第二次国共合作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曲折过程。
    1.抗日反蒋。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中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相反，中共中央发表了抗日宣言，明确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口号，进行全民族的革命战争。不过，这时民族战争仅包含工、农、兵、学，不包括剥削阶级、国民党抗日派。我党实行的是抗日反蒋。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936年5月。
    2.逼蒋抗日。这是以193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五通电》为标志的。该电文中，不提反蒋介石，只提反“卖国贼”，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过渡中，我党作了大量工作。首先是努力扩大抗日红军和根据地，这是根本；其次，争取中间势力，做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工作，重点是做东北军、西北军工作，促建西北地区“三位一体”的联盟，动员各方面力量逼蒋转变；第三，直接做国民党蒋介石的工作。
    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也迫使蒋介石国民党走上抗日的道路，寻找国共两党合作。
    首先，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也看到日本全面武装入侵迫在眉睫，民族危机严重，开始感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他在中国的统治也受到严重威胁，也存在着当亡国奴的命运。
    其次，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已到处碰壁，遭到人们愈来愈多的反对，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深入人心，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第三，蒋介石在国际上谋求与苏联关系的缓和，取得苏联的支持。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原先是依靠国联、英、美、法出面调停，结果没有解决问题，蒋介石直接与日本妥协，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结果日本侵略行为变本加厉。当时，只有苏联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所以，蒋介石在华北事变前后，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政治解决的办法，积极主动地寻找渠道，同共产党秘密对话。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把抗日利益放在第一位，通过各条渠道与之进行秘密谈判。
    各条渠道秘密谈判都经过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最后都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尽管如此，通过秘密接触和谈判沟通了两党的思想，初步了解彼此的观点，为以后接触、谈判创造了条件。
    从1936年10月起，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之前，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以武力消灭中共的企图，但比较重视两党的对话，从这时起，他对中共的政策又回到武力解决的老路。对此，中共中央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中央的对策是：不主动关闭谈判大门，谈判可以继续进行；其次，严阵以待，坚决粉碎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不过，我党根据当时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的总发展趋势，仍然力图使国共向政治解决的方向前进，主动要求谈判。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布置军事围剿，另一方面也未立即关死谈判大门。11月初、12月初，先后派陈立夫与潘汉年举行了三次谈判。但是在谈判中，陈立夫态度冷淡，充分表现出没有谈判的诚意。谈判无奈中断。
    在谈判期间，中共对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坚决反击。中共再三对国民党表明，如果蒋介石逼人太甚，“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不作无原则让步”。
    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口头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西安事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转折点，也是国共两党重新联合的新起点。
    3.“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之后，进入了“联蒋抗日”阶段。国共两党为正式合作举行了正式谈判。从1937年1月开始到9月，正式进行了7次谈判。在多数情况下，是两党高层领导人蒋介石、周恩来面对面的谈判。谈的内容广泛，斗争激烈。谈判期间，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为了尽快地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致电全会，提出5项要求4项保证。电文既表明了中共中央当时对时局的基本政治主张，又表明了中共中央在国共谈判中的基本立场。国民党对中共这些原则立场表示同意，但当谈判落实到红军改编、边区改制等具体问题时，分歧就暴露出来了。
    关于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问题。《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于7月中旬由周恩来在庐山谈判时，已交给蒋介石，但蒋介石提出要予以修改，并要康泽参加谈判，实际上将此文件搁置起来。
    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一再让步，但让步是有原则的。在红军改编上可以改变番号，但要保持独立性。蒋介石硬要派副师长、副旅长、副连长，经反对，改派联络员，并前往西安。中共中央得知后，立即去电“不许踏入营门一步”。在边区政府人员上，坚持“包办原则”，新的9名人选中无一人是国民党人士。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进一步发动了全面战争。“七·七”事变后，很快进攻上海。蒋介石调集了70多个师抗击日军，日本也不断向上海地区增兵，以海陆空联合作战猛攻上海。蒋介石为了牵制日军，减轻上海方面的压力，希望红军早日出动到华北前线参战。为此，蒋介石在红军改编上作了让步，8月18日，国民党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我军改编后设立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也答应部队给养一律照发。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会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成立，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