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79年以后，中共再次寻求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逐步形成了“一国两制”的战略决策。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思想指导下，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提到了具体日程上来，从此，解决祖国统一大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明确表示：“我们恳切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并表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了座谈。出席的政协常委、各党派负责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热烈拥护，表示要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在一起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协力同心，共同奋斗。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台湾回归祖国问题已提到具体日程上来。1月5日，邓小平在出访美国前夕，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将采取多种方法同台湾当局，特别是同蒋经国先生商谈祖国统一问题”，并提出了国共双方举行和谈的愿望。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著名的实现祖国统一的九条方针和建议，即：（1）举行两党的对等谈判，为此可先派人接触；（2）双方为通邮、通商、通航等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3）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4）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5）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6）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7）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8）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9）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以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事。这九条方针实际上表达了“一国两制”的意思。正如邓小平在1984年12月19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邓小平还在1984年7月31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回顾了“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过程，他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前主要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
    1982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信中说：“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于国，名留青史。”“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纷。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信的最后以鲁迅著名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相赠，表达了对祖国和平统一的最诚挚的愿望。
    1983年6月4日，邓颖超在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祖国统一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互为补充，互相支援。”
    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概念。他说：大陆与台湾统一后，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1984年以后，邓小平还在多次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思想。他指出：“一国两制”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中国的现实是，我们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上，在这个阶段上，就生产资料所有制而言，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包括国营、集体经营等形式）外，还有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少量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经营）。这样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结构，反映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香港和台湾这样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地区，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补充。另外，邓小平还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论证了台湾为什么必须和大陆统一的理由。他说：这首先是一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识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变，台湾人民没有损失。邓小平还进一步论证了台湾和大陆统一只会对台湾人民有利。指出有些人只看到当前台湾的国民收入比大陆多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大陆高一些，从而不愿意和大陆统一，这种观点是缺乏发展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从发展的观点看，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资源很丰富；台湾潜力已发挥了，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一旦发挥出来，大陆的发展速度是会很快的。大陆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现在大陆与台湾经济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且从全面的观点看，就整体力量而言，大陆比台湾强得多，要从中国的发展前途看大陆。现在的问题，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我们只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利，各方面都能接受。
    邓小平指出：运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不能太急，要扩大与台湾的接触面，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要做台湾各界人士的工作。同时，邓小平指出，还要做美国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是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着不放，我们要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它干涉中国内政。
    根据邓小平阐发的“一国两制”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国际的渠道，吸引国际友人，对台湾国民党，包括台湾各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争取早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