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56-1965年中共中央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共秘密谈判。
    1956年中国大陆取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全面胜利，和平解放台湾和统一祖国的思想进一步发展。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①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宽大对待，不咎已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4月，毛泽东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6月28日，周恩来在中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明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党派代表进行和谈的信息。他说：“我国政府曾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候，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1956年7月1日，蒋介石的代表曹聚仁从香港到北京来和中共秘密接触。7月16日，周恩来、陈毅会见了曹聚仁。曹问周恩来，“六·二八讲话”许诺过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曹聚仁。曹在一年后写的回忆录《北行小语》中讲到这次会见时说：毛泽东已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言知。在毛泽东会见后，曹与台北方面多次秘密联系，商谈和平统一大业。在此期间，中共利用公开场合多次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问题。
    1957年4月，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10月6日，中共中央以彭德怀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多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10月25日，中共仍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可以从长商议”，“我们两党之间事情很好办”，“化敌为友，此其时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你们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
    曹聚仁与台北方面多次秘密联系，一直到1965年夏才有了成果。蒋经国奉命从台北到香港接曹聚仁到台湾与蒋介石见面商谈。曹聚仁在赴台北前，曾直飞北京，与中共高层商谈了谈判大纲，然后匆匆赶回香港，蒋经国在香港到台湾的轮船上与曹聚仁密谈。船抵台湾后，第三天蒋氏父子与曹极秘密地进行了会谈，几次商谈，谈妥了双方同意的六项条件：
    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作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驻地。
    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3.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发补助。
    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能接受的。
    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②
    但是，1966年夏，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蒋家父子改变了主意，祖国统一的谈判由此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