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侵华引起的灾难，使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现代化财富化为乌有，大批东部沿海沿江地区的工厂、人口及各种机关被迫向西部后方进行迁移，众多外来社会要素在后方经过长达8 年之久的整合，使西部地区原有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奇特的变异。然一般研究者多重视工厂内迁及其作用，却忽视了内迁实际上在后方造成了社会整体的变化。换言之，内迁绝非仅仅是用“工厂内迁”可以盖括其内涵的。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来看，因外族入侵而迫不得已的内迁，却造成了中国现代化重心、布局与发展方向的调整变动，意义十分重大。本文就此问题抛砖引玉，以引起同行的批评。
    （一）人口内迁与后方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口内迁是内迁的一个重要内容。
    30年代5个大型城市和63个10 万人以上的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一带，拥有400 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上海拥有全国半数以上的大型工商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金融、文化中心和中国现代化的中心所在。费正清由此将中国分为“沿海”与“内陆”两个不同的传统。（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导言”，中译本。）现代化程度依地理而成正比，形成一种极为明显的势差结构。人口学家胡焕庸1935年发现了作为人口分布线的爱辉（今黑河市）--腾冲（云南）线，占全国总面积36%的东南部拥有全国总人口的96%；而占全国总面积64%的西北部，仅拥有全国人口的4%，“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注：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现代社会中，人口集聚地也正是现代化的重心所在。这条人口线表现出的人口布局失衡状，也正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布局的失重态。
    民国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总趋向是由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形成的人口向东南沿海现代化中心区域迁移。而1937年开始的人口内迁，迁移方向却由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向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经济落后地区运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短期内迁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突发性人口反向运动。
    据陈达统计，“七七事变”后短短数年中，全国城乡共有1425万人迁往后方。（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第4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陈彩章认为大后方除有组织的迁移人口外，仅难民就收容了1 千余万人。而陆仰渊认为迁移人口多达5千万。 （注：陆仰渊等：《民国社会经济史》，第636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统计数据为4901万人。（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6期，第9-10页，台北1973年版。 ）孙艳魁更认为总数当在6000万人，占中国当时4亿人口的15%以上。 （注：孙艳魁：《苦难的人流》第4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历史上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罕见的，两晋之际的“五胡乱中华”，曾造成了黄河流域大批汉人迁至长江流域；两宋时期金兵南侵，北方汉人复又南迁。然规模均逊于抗战时期人口迁移。
    后方人口由此大增，尤以西部城市人口增幅为巨。从1937 年至1942年底，桂林市人口增2.16倍，柳州、贵阳增67%，西安增46%， 兰州、昆明增35%。重庆1945年人口从战前的47万人猛增至124万人， 增长了3倍。（注：重庆档案馆档案。档号：市府（补全宗）112号。《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贵阳、泸州、宜宾、广元等城市人口也成倍增加。由移民造成的西南城市人口陡然高度集中，不仅改变了中国人口东西部长期失衡的格局，也成为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内迁人口的职业构成并非人们想象的以农民为主。陈达的研究表明，战时内迁者不乏富有者，除党政军界外，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等较多，换言之，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迁移比例越高，农民比例最小。（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第8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1938年统计比例是：文教界55%，党政及国营事业21%，商人16%，工人6%，农民2%。（注：许世英：《蒋委员长讲救济难民问题》，载《新华日报》1938年3月23日。）1944年湘桂战役后流入重庆的难民构成统计数据为： 手工业者34.3%，工人8.3%， 交通员工4.15%，自由职业者4.15%，公务员5.7%，农人0.4%。 （注：转引自孙艳魁前揭书，第75页。） 农民迁移者绝对数少，其原因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大河流域民族“重土安迁”的特性。
    内迁人口的社会构成直接促进了后方社会的变化。何一民认为后方人口不仅有迁人，也有迁出。据他统计，抗战8 年仅四川一省即向国民党军队输送壮丁300万人左右。1936年已达5270万人，而1945 年人口高峰仅为5031万人，整个抗战时期四川年均人口基本保持在4850万人左右。而迁入人口的质量则高于迁出人口的质量。（注：何一民：《抗战时期人口“西进运动”与西南城市的发展》，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3期。）
    迁出迁入的人口素质确实不一样。迁出人口以未受过现代化熏陶的内地乡民为主，而内迁人口则是以政治家、党政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军人、技术工人等为主的现代化人口。
    政治家与党政官员、公务员。中国政治中心移往西南，成都、昆明、贵阳等大城市都设置了许多机关，仅陪都重庆先后接纳和安置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类机关就共约130个， 各级官员和公务员约万余人。（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政单位迁往重庆新旧地址一览表》，载《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南方局与《新华日报》等也设在重庆，各民主党派、各社会政治力量也都相继汇集到西南，重庆一下子集中了大批政治家和党军政人士。（注：前揭何一民文。）
    企业家、白领管理人员、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各类内迁的民营、国营和军工企业约上千家迁到后方，大量的企业家、白领管理科技人员与技术工人纷纷随之内迁。仅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就达1.2万人。据1940年国民政府统计，后方339个单位工作的知识界人士就有7746人。各类技术工人更多达数万人以上。科技人才的集中及其创造精神对于大后方的工业发展、经济开拓起了重要作用。
    教师、学生、科研人员与各类文化艺术界人士。据统计，先后迁入西南的高校约有56所，教师学生达2万多人， 国民政府的主要科研机关也大量迁往内地，据隗瀛涛等统计，至1938年迁渝的科研机构与学术团体已达近百家，（注：魏瀛涛：《近代重庆城市史》，第735页，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大批科研人才随之内迁。东部城市与主要文化集聚地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也集中在后方。
    据社会学家孙本文调查，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他认为这与受教育愈高，愈具爱国热情与民族自尊心有关，也与其经济地位与生存能力愈强有关。（注：《教育统计》，载《教育通讯》第2卷第5卷，1939年1月。）
    大批现代高质量人口的内迁与集中后方，对大后方的社会经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乃至现代化布局直接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