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部后方地区的社会变化
    大量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外地人口进入西部地区，对后方地区的社会发展起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各种整合效应逐渐显现。社会学家孙本文认为：整个抗战时期由于东部人口的大量迁入西部地区，使得后方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民俗方面“使东西两部风俗得接触的机会。不仅使一般人民知道全国风俗的不同，而且因相互观摩，而得接触和改良的利益。加诸抗战期间，生活上一切因陋就简，可以省却平时的许多繁文缛节。我国社会上不少礼仪获得合理化和简单化的机会。”（注：〔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7页。）
    大批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移民来到了后方地区，使当地的语言文化发生了变异。一方面，移民的子女受当地方言的熏陶长大。语言学家认为，幼儿的心灵犹如一张白纸，第一语言终生难忘。移民家庭中的“孩子长大，说着圆滑如鸟啼的四川方言，使父母的耳朵发胀。”（注：李准：《黄河东流去》，第702页。）随在后方居住时间日长， 连父母们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学会了这种他们认为是“鸟语”的四川话。直至已臻老年仍不时冒出几句四川话。另一方面，大批操着北方官话与江南吴语的内地移民们尽管来后方多年，却难忘母语，于是出现了语言与地域、民族分离的特殊的语言地理现象。据李准的观察，西安某一区域因汇聚了大批河南移民，这里“几乎全是河南口音，拉洋车的，卖洗脸水的，卖蒸馍的，卖丸子汤的，卖羊肉杂碎的，卖水煎包子的，连摆茶摊的老太太和卖老鼠药的老头子，也都说着一口河南话。”（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档号：118／16。 《赈济委员会所属难民运送救济机构档案汇集》，“湖南赈济会所属湘西乾城、永绥、凤凰、卢溪、沅陵五县收容转送入川难民调查资料。”转引自前揭孙艳魁书，第66页。）形成一种在原先的当地统一语言中突兀而出的区域方言割据现象。
    抗战时期的内迁人口以青壮年为主，性比例较高。孙殿魁引用的一份湖南五县转送入川难民的调查资料显示：9783人中，男性5074人，占51.9%；女性4709人，占48.1%；其中青壮年（16-60）为63.2%；育龄妇女（16-50）。男女性比例为107.7强。 （注：《国民政府年鉴》（人口），第3页，行政院1943年编。）应该说性比例是正常的。 然就中国当时的现状来说却不正常。据国民政府统计，1937年前，中国平均性比例为119.4，青岛和北平分别为145.9和160.18。（注：《国民政府年鉴》（人口），第3页，行政院1943年编。）上海为143.3%。（注：前揭《国民政府年鉴》，第4页。 ）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使得在正常年龄段的男性总是多于女性。重庆战前有208294人，1937年后骤增至475968人……，性比例为140。1942年性比例更高达160以上。（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第97页。）大量青壮年男性移民进入后方，原籍婚龄女性却相对缺少，于是娶当地女性者甚多。当然，与当地未婚者认识的最多的是那些从事流动性强的职业人口了。云南滇缅公路上的司机们“大约65%是和云南女子结婚的，而大多数属于初婚。在这些家庭中，从妻子方面很容易见出本地的社会风俗。”（注：前揭白修德等书，第18页。）
    同时，由于人口迁徙，风气大变，价值观、人生观都发生了变化，中国人的通婚范围也大为拓展，孙殿魁的研究表明，大批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人民集聚在一起，原先被看不起的“下江人”与东部地区人纷纷“飞入”“内江人”的家中，“外地郎”大批与本地姑娘成亲，从而使得来自不同地区的原先毫无可能认识的人们因为内迁而偶然或必然的走到了一起。抗战时期在中国的美国作家白修德、贾安娜通过实地考察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广泛存在：“北平籍的男孩子与四川籍的女孩子结婚了，上海家庭里的女儿嫁给了广东人，这是很奇怪的姻缘。战争结束时，有一个可爱的广东女郎，丈夫是上海人，丈夫暂时留渝，她则由政府机关送到上海，她说‘我丈夫给我一封给他母亲的介绍信。我听说她是旧式的人，我们彼此说话都不懂--我不会说她的方言’。”（注：前揭孙艳魁书，第318页。）可以设想， 这位不懂上海方言的广东女郎与她那位尚未见过面的婆婆进行沟通，大概也是以统一的国语进行的，甚至她与她的情郎可能也是以国语传递爱的信息的。要不是因为发生了抗战，他（她）们即使是认识的概率大概也只是百万分之一。
    现代生物学的研究表明：生物具有远缘杂交优势，中国人过去体矮个小，后代身体素质普遍较差，除了营养水平与卫生条件底下等客观原因之外，同姓、同宗、堂表结婚等现象表明婚姻范围狭小，而缺乏远缘优生条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今，内迁使得人们扩大了择偶的范围，无疑具有现代人种学上的积极意义，对于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保全与提高的作用毋庸置疑。
    战争期间出现的重婚与离婚问题十分严重，在动荡与迁徙中，联络中断，生死不明，团圆无望，于是，各人另找配偶，不少已婚者因为两地隔绝而再娶再嫁。“沦陷夫人”、“抗战夫人”、“胜利夫人”在抗战时期较为普遍。
    鉴于实际情况，国民政府的《民法》规定夫妻双方只要一方生死不明三年以上者，另一方就可以另外建立家庭。于是，离婚率大为提高。1939年昆明市受理的离婚案仅8件，至1944年竟上升到541件。（注：同上。）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那位张经理的原配夫人在沦陷的上海苦熬，而他却在重庆另娶“抗战太太”，复员后抛弃了为人佣妇的原配夫人。
    大批内迁工厂与人口进入西部地区，新的技术、知识、观念与风气、新的风俗与习惯等等不断的涌入，冲击了内地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大家庭的瓦解，睦邻精神、宽容精神、同情精神等的延伸，原先的较为封闭的简单的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复杂、开放，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也趋于丰富成熟，如过去几乎没有的资产阶级也因民营工厂的大量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阶层，以后相继建立的各个民主党派不少成员是当地人。而大批沿江沿海一带的工人有着丰富的与资方斗争的经验，抗战8年中，后方的劳资冲突也陡然猛增。 如四川工人不断发起反抗工厂主与特务暴行、争取民主和生存权利的斗争。及止抗战后期愈演愈烈，1945年重庆因胡世合事件引发的抗暴斗争，就是抗战时期国统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人运动。（注：侯德础：《论抗战时期的川省工业》，载《抗日战争史论丛》第2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总之，抗战时期的工业、人口、文化及其他各种社会要素的内迁，形成了一个现代化中心的转向运动，对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不平衡格局也作了相对的调整。尽管不符合常规，却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历史的进步。其动力，无疑是爱国主义起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