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国策派”是中国抗战期间产生的一个文化学术流派。它的中心内容是历史，而且主要是中国历史。它与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关系。
    在笔者看来，战国策派最有价值之处，既不在于其历史观（“形态历史观”），也不在于其方法论（“体相方法”）；既不在于它对中国历史的独特分期（“两周说”），也不在于它对中国现实的新颖论断（“战国重演论”），而在于它所具有的历史警觉性。我把它这种历警觉性称之为独具一格的“历史警醒意识”。这就是说，战国策派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真正贡献，不是它所提出的具体论点，而是它所阐发的基本精神。
    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雷海宗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历史警觉性的时限”。里面说道：“对自己时代的情形与精神愈能体期，对过去历史的了解力也愈发增高。由另一方面言，一个时代愈发展紧张生动，那时代少数警觉性深刻的人对过去的历史也愈发看得透彻。一个完全平淡静止的时代，对于任何过去的大事都绝无明了的能力。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
    这就是说，雷海宗所说的“历史警觉性”主要是指一种历史意识和历史洞察力。但这种历史洞察力又非任何历史时代都能产生。本质上，它只能是极少数的极为特殊的历史时代的独特产物。也就是说，真正洞察历史本质的时间实际上只是罕见的一刹那。只有在这个时间（时代），历史的秘密才豁然打开。于是，这个时代就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凡的历史洞察力。所以，历史洞察力成为时代的普遍精神只能是一种很罕见的事。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历史洞察力都已不复存在。这样，历史便又重新遁入幽幽黑暗和冥冥混沌之中。
    所以，雷海宗所说的“历史警觉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馈赠，它是历史赠送给某一幸运时代的高贵礼物。所以，每个民族都必须善于保存这份礼物，并把它作为一笔特殊的财富永久地继承下去。遗憾的是，这样的充满历史警觉性的时代毕竟太少见了，太短暂了。更要命的是，它此后很难出现第二次。幸运的是，中国历史则很有可能产生一个世界上的奇迹，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二周说”。其他民族和文化只有一周，而中国文化却独具二周。这样，继战国时代之后，抗战时期的中国又可能产生一次充满“历史警觉性”的时代机遇。为此，中国人必须作好准备，以便迎接这次千载难逢的历史盛典的降临。这就要求中华民族在抗战期间全体动员起来，行动起来，投入战争，投入对中国文化的全盘改造。
    总之，雷海宗所说的历史警觉性一方面是指它是历史上的“奇遇”，另一方面则又指出，抗战时期的中国便又恰巧获得了这种有可能产生历史警觉性的旷古机遇。这样，对中国历史的总体反思才有可能。历史的真相才不是朦胧的、迷茫的，而是清晰的、一目了然的。也只有具有历史警觉性的时代才能使人异常真实地观察历史、认识历史。
    二
    历史警醒意识包含两个方面内容：第一，时刻警惕历史和传统给现实和生活可能带来的各种灾难和压抑；第二，时刻注意把握和利用历史所提供给现实发展的各种启示和机遇。这就是历史警醒意识的真正含义。所以，历史警醒意识并不是单纯号召人们不要“忘记历史”，而重要的是，它要求人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驾驭历史。
    历史的警醒意识是说，要关心历史、警惕历史，要对历史有一种忧患和觉悟。但它和一般所说的“忧患意识”又不一样。忧患意识更多地是一种沉思，或要求一种沉思；警醒意识更多地是一种行动，或要求一种行动。
    历史警醒意识的含义是：我们不但要对历史说些什么，而且还要对历史做些什么。或许，后者更为重要。所以，历史警觉意识也就是历史行动意识和历史实践意识。当然，从战国派的论述主题来看，它所呼吁的对象一方面是那呆在象牙塔里的学院派人士，要他们放下古书古董，走出书斋，面向现实和人生，对历史和文化作一番有本有源的深刻思考。正因为如此，它严厉地批判了“古史辨”派的主张。认为考证古史并非当前之急务。大敌当前，还在斤斤计较地考据古史，那是可耻的。只有全力抗战，取得胜利，在赢得第三周文化复兴之后，再来考据古史也不迟。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战国策派所唤醒的对象是那些广大的社会民众，特别是青年学子，要他们不要逃避现实，不要躲在古书里，而要勇敢地投入到抗战洪流中。所谓“战必佳”。“你们抗战，是你们第一次明了人生的真谛。你们抗战，是你们第一次取得了‘为人’--为现代人--的资格”。“战即人生。我先且不问你们为何而战；能战便佳！”“我不劝你们做循良子弟。我劝你们大胆做英雄”。（注：林同济《萨拉图斯达如此说！--寄给中国青年》，转引《时代之波》“代前言”。）只要你参加抗战了，你就是好样的，你就为历史进步贡献出了一份力量，你就有权利获得历史给予你的敬重。显然，战国策派的历史警醒意识，是一种有针对性和鼓动性的历史意识形式。它不把历史看成是僵死的学问和纯粹的知识，而是把历史看成是行动的力量和信念的支柱。这无疑加大了历史对现实社会施加影响的力度，并有效的拓展了历史影响现实发展的更大可能性。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原本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向的。所以，正确地把握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人们能够凭借历史去更好地创造现实生活，是战国策派的中心目标。
    战国策派提倡“勇”，提倡“力”，提倡“嫉”，提倡“仇”，主张人人成为能征善战的“勇士”和“气拔山兮力盖世”的“力人”，主张人们都成为“嫉恶如仇的“战士”。所以，战士式的人生观和力人型的人格便成为战国策派的历史警醒意识的另一层重要内容。“有力就到家，无力便笑柄。伽里略、达尔文是力，明太祖、武则天是力，戴文奇、李太白是力。李逵型、柯丽欧培特拉型是力！他们是主人，他们创造，他们坚固不拔，他们爽亮，他们真！”（注：陶云逵《力人--一个人格型的讨论》。）战国策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林同济也说，“人生观必要革新！趁着这个火烧焰烃的苦战硬战中，打出一套新的人生观，铸出一付新的人格型来。”“嫉就是战士人格必具的精神，那末，我们必须要它把急急引入我们民族伦理内，高高抬起，让万众都得瞻仰。换句话说，让我们把‘打日本’的精神，向后代延长，向后代延长，使我们从此个个都得胆量与决心，对社会上各种恶势力不断作战”。“对这个官僚化、文人化的宽大，乡愿化、阿Q化的容忍，你说我们今天要提倡的精神，是‘爱’的婆心吗，还是‘嫉’的火气？”（注：《嫉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
    在战国策派看来，抗战的疾风暴雨不啻乃为一场冲刷和洗涤中国传统文化渣滓和污秽的“急时雨”。没有这场抗战还真不行。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抗战，欢呼抗战。但这并不是说，战国策派就鼓吹战争、宣扬战争。事实是，战国策派欢呼抗战，但并不欢迎战争。这点务必分清。但人们却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它的本质是：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生存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庆幸自己赶上了这样一场旷古未有的伟大战争。“我们细察二百年来的世界政治，尤其是过去半世纪的天下大势，不得不凛然承认你和我这些渺小的体魄，你和我兢兢集凑而成的中国民族，已经置身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怒潮狂浪当中了！我们的时辰八字，不是平凡，乃恰恰当着世界史上的‘大战国时期’露骨表演的目子”。（注：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见《时代之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以下引文，均见此书。）它使得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洞见了中国历史的非凡奥秘，它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果敢的行动去彻底改变中国历史。
    战国策派不把抗战简单地看成是一场平常的、普通的战争，而把它看成是旷古奇遇和千秋启示。中国人必须利用这个机遇和启示来重建中国文化，重塑中国人格问题。所以，战国策派主张用“创造事业”的观念代替“猎取功名”的观念，主张用“做人”替代“作文”和“做官”。其深层次内涵无不透显出特有的历史警醒意识。基于这种历史警醒意识，战国策派要人们无论如何必对历史做一些事情，即必须对历史采取一种行动。所以，战国策派极力鼓吹人们（特别是热血青年）要积极投入抗战。只有投入抗战，才能改变民族的文化命运，才能证实自己的人生价值。基于这个视角，战国策派猛烈批判了中国历史上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种种“官僚病”、“官场病”。它们尖锐指出，“官僚病”已不局限于区区官场，而已经扩散、放射、膨胀、弥漫为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文化的普遍病症和状态。比如，“人家不断‘做事’，我们只一味‘做官’。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孽运”。“做事是生产，是‘创造’。做官是消费，虚耗，是‘反创造’。中国之整个政治之所以糟糕，整个文化之所以僵化，关键就在这里，始则政府人员，继则社会人士，上上下下，都不想做事，只想做官，不晓得做事，只晓得做官，中国历史乃不可挽救地永离了真正‘创造’‘活动’时期而陷入‘停滞’‘苟延’状态了！”（注：林同济《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或者，以为“做官就是做事”。人们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做过什么事，而是看他做过什么官。人们评价一个官，不是看他把事做的好坏，而是看他把官做的大小。“以是之故，我们社会无形中品评人物的尺度也是某某过什么部长、什么委员；而这位某某也以曾当过部长、委员自诩，至于在他任期内他做过什么有补国计民生的好事，不但他不管而社会也不官。只要当过高官，不管是否贪污，是否能干，社会上都诩他为得过高等‘功名’”。（注：何永佶《中西人风格一较》。）
    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批判，战国策派进而又推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中华民族在抗战期间又面临着一个决定命运的紧急关头，不是复兴就是灭亡。故而，抗战便自然成为洗刷传统文化弊端（比如“官场病”）的大好时机。人们可以借助抗战来彻底扭转二千年来的不治之症，使中华民族重新焕发创造历史的精神活力。“我们当前的当务也是如何加强若干年来的革命努力，趁目前千钧一发的时辰，把我们这个内向型的官僚传统改头洗心，转变为彻底的外向型，以应付四面洪流的战国局面”。（注：林同济《官僚传统--皇权之花》。）战国策派的这些论述，不但用意良苦，其思路也不能说全无可取之处。
    三
    关于历史警觉性的确切内涵，战国策派也作过较具体的说明。“过去文化的历程可以给我们以警告，但不能决定我们的前途。我们尽可以独辟一个新前途，但也绝不容误认这是一桩‘反掌便得’的事务。想在难能之中，打出来一个‘独能’的境界--这要靠我们的眼光，更要靠我们的勇气与力行”。（注：林同济《形态历史观》。）这就是说，历史警觉性的核心是抓住历史机遇，去重新创造历史。所以，历史警觉性要求的不是坐而论道式的学术清谈，或点点滴滴的知识积累。它要求的是一种义无返顾式的果敢行动和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总之，历史警觉性的本质不在于观赏历史和品味历史，而在于塑造历史和锤炼历史。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弃对历史所应抱有的警惕。这种态度就是历史警醒意识的应有之义。历史警醒意识即使人们感到历史的可畏，又使人们感到历史的可贵。所以，历史警醒意识如同警钟一样，长鸣于人们的耳际，提醒人们历史就在自己身边。它随时都会失去，也随时都能抓住。关键在于，人们是否有此自觉意识和能力。林同济深有感慨地说：“抗战是一个有力量的伟大现实，它一面赋予我们以一个建设学术的机会，一面也派定我们以一个建设学术的责任。我们愈感时代之伟大，愈感这种机会之难得，也就愈感这种责任之艰巨。”（注：林同济《民族主义与20世纪--列国阶段的形态观》。）
    这种感觉正表明了历史警醒意识的存在。它意味着对现实的不满足，意味着对历史的反叛。归结于一点，历史并没有一个最后既定不变的永恒终点。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重新创造历史的机会还有的是。只要我们愿意去尝试，去努力，去追求。这一切都还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放弃。都不要轻率断言“不行了。历史已经过去。一切都无法改变”。这是不行的。抱有这种态度，往好处说，顶多也只能产生所谓的“历史忧患意识”，而决不能产生对我们所要求的“历史警醒意识”。历史忧患意识要求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诉说着什么，历史警醒意识则要求人们必须不断地创造着什么。因为历史警醒意识的本质在于：历史永远指向未来的命运。所以，对于历史本身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
    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已经成为什么，而在于将要成为什么。“已成”是事实，“方成”命运。命运无疑是比事实更为深奥和神秘的东西。它完全值得人们去思索一辈子。但真正做到这点的人却少之又少。为此之故，有意识地这么做的人便显得难得可贵，卓尔不凡。但谁又能说，战国策派的成员们不具有这种值得称道的先知先觉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