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1661）的江南奏销案是清廷严行追比绅衿地主逋欠钱粮的一个事件。20世纪30年代，孟森先生有感于此案之扑朔迷离，钩沉传状碑志笔记等史籍，著《奏销案》一文。该文主要记载江南奏销案的情况，时苏、松、常、镇四府署及溧阳县官绅士子，革黜至万数千人，并多刑责逮捕之事。翰林院编修，顺治十六年进士叶方霭“以欠折银一厘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厘’，准今制钱一文也。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1] 惩责之严，可谓空前。孟森以后，学者们研究此案大多侧重于清廷对士绅的政策方面，认为清廷发动奏销案的主要目的是打击士绅特别是江南士绅。但鲜有人将奏销案置于清代财政制度建构这一背景之下加以审视，从而使这一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及其真相无法得以彰显。
    一、江南奏销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孟森先生称“奏销案者，辛丑江南奏销案也”，容易使人产生此事件仅仅发生于江南一隅的错觉。事实上，这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督催拖欠钱粮事件。在《奏销案》一文中，孟森也承认：“是时盖各省皆厉行此事，特苏抚最为酷耳”，并列举了安徽和浙江等地的情况。据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国初江南赋重，士绅包揽，不无侵蚀。巡抚朱国治奏请穷治，凡欠数分以上者，无不黜革比追。于是两江士绅得全者无几。有乡试中式而生员已革，且有中进士而举人已革。如董含辈者非一人。方广琛者，歙县廪生，亦中式后被黜，遂亡命至滇，入吴三桂幕。撤藩议起，三桂坐华亭，令人取所素乘马舆甲来。于是贯甲骑马，旋步庭中，自顾其影叹曰：“老矣！”广琛从左厢出曰：“王欲不失富家翁乎？一居笼中，烹饪由人矣。”三桂默然，反遂决。军中多用光琛谋。吴世瑶败，光琛亦就擒，磔于市。[1] 方光琛，字献廷，安徽人，所以其不应在苏抚朱国治奏销案内，据此可以推断，在安徽也同样出现了奏销事件。另外一个记载也说明奏销案出现于安徽。又据张文端英撰《黄贞麟墓志》：“年二十五，举孝廉，冠其经。次年成进士。越六年，受凤阳司理。”有云：“蒙城、怀远、天长、盱眙四县子衿逋赋者各百余人，令成速之狱。狱隘，诸生无置足地。公闻之，谓令曰：‘被逋税者皆未验其实，忍令殒死于狱乎？’悉还其家。及讯，则或舞文吏妄为注名，或误报，或续完，悉得原而释之。”[1] 而黄贞麟受凤阳司理之年，正是辛丑年。
    孟森先生也曾经提到，奏销案亦阑入一二浙西人，如嘉善的曹顾庵和海盐的彭孙遹。何龄修以此为篙矢，钩沉史料写成《浙江奏销案》一文，认为浙江奏销案波及面不如江南之广，最主要是台州奏销案，处决和流放犯人六十余人，在这一点上比江南尤酷。[2] 浙江奏销案始于台州府临海县。顺治十八年秋，临海县诸生赵齐隆、赵齐芳因亏欠顺治九年度的白榜纸银三两，被县行学追比。但实际上赵氏兄弟已缴纳此项税银，但被经粮役承催蔡寰侵吞，赵氏兄弟拒绝重复缴纳，遂被转解于府。台州知府郭曰燧杖责赵齐芳数十。赵齐芳既被诬欠赋，又被刑辱，羞愤交加，导致心脑血病发作而死。此事激起临海和邻县诸生的公愤，他们聚哭于文庙，又向分巡宁绍台兵备道杨三辰呈递退学呈状六十五纸，列名近四百人。但诸生“不知死者已坐抗粮之条，生者又犯挟制官长之禁”[2]。巡道杨三辰飞速禀呈浙江总督赵国祚，由总督入告朝廷。闰七月，赵国祚下令逮捕肇事者，先后逮捕诸生达六十八人。被捕案犯六十八人，除已丧命的九人外，刘芳等五十九人，有的死在戊所，活着的待三藩荡平以后才敕归故里。
    除浙江和安徽之外，奏销案亦发生于其他省份。“近阅邸报，有户部覆广东巡抚刘瑾援续完免议等一事疏，内引康熙三年闰六月内礼部覆都察院，遵旨察议具奏事，疏内陕西贡生张焯等，广东生员欧鑑等，江西贡生万来炜等，福建举人张瑞俊等，俱悉拖欠钱粮，后经续完，即照张瑞俊等仍复举、贡、监生、生员，如有此等未经完结者，应俟到部之日再议。今万勷臣等，该府及援欧鑑之例具题，查续完开复年月，俱与相符，乃复生员等因，于今年四月内遵奉谕旨钦尊在案。”[3] 章有谟的《景船斋杂记》亦云：“奏销一案，以诸生抗粮而起，痒序一空，诸绅以次罢斥者亦不少，江苏因朱抚军国治之酷，其祸尤甚云。”该当是奏销案各省皆有，而江南则因朱国治之酷，而著称于世。[1] 由以上可知，清初奏销案不单单发生于江南一省，此事件亦同样波及浙江、安徽、福建、陕西、广东、江西等省，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追比逋欠钱粮的事件。
    二、从财政制度的形成过程看，奏销案的发生有其内在逻辑性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南方的前明割据政权和农民起义军仍然威胁着这个新兴政权。在这种局势之下，清初统治者为维系人心，安定秩序，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做法。在经济上，免除明末苛赋，严禁经征官员巧取豪夺，纾缓民力。顺治元年十一月颁布“合行条例”凡五十五款，其中有：“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有司征收钱粮，只取正数，凡份外侵渔秤头火耗、重科加罚、巧取民财者，从重参处。”[4] 这些措施的采取，表现出清初统治者一种与民更始的姿态。
    由于明末长期的战争，导致户口田土锐减。在明朝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薄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人口5000多万。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人口仅达1000多万。在以地、丁为征收对象的社会里，这意味着国家赖以维持生存的财富的顿减。同时明末的加派业已废除，而清初又面临严峻环境又需要统治者筹措资金来支持战争的进行。所以如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实现对这些业已减少的赋税的征收，成了清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当然，财政制度的完善也是清代赖以进一步发展、维持长治久安之基石。清初这种特殊的社会处境使财政肩负双重使命：既要满足战争军费支出的需要，又要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财政来源。财政的这种双重特点导致国家异常重视财政制度的完善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