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曹相国事件。除了朱国治本人的政风之外，曹相国事件也是导致江南奏销案的处置较为严厉的一个重要因素。常熟丁秉衡《荷香馆琐言》引陆文衡《啬庵随笔》云：“抚公吴，因见协饷不前，创为绅欠衿欠之法，奏销十七年份钱粮，但分厘未完，即挂名册籍，目以抗粮。司农方拟驳覆，而曹溪相国子侄亦册欠有名，亟上认罪一疏，于是概不敢议宽免，照新例革职枷责者一万三千五百十七人。”曹相国一纸认罪书，实际上杜绝了清廷详核此案件的可能性，所以就造成了“轩冕与杂犯同科，千金与一毫等罚”的局面，最为突出者，是已亥（顺治十六年）进士第三名之叶方霭，欠银一厘被降官，以至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曹相国所作所为，引起了一些士人的极大反感。时人钱圆沙与钱亮工极力诋毁曹溪，认为其“逢恶助虐，为三吴大罪人”。[1] 从江南奏销案发生的整个过程来看，其之所以打击面之广，朱国治和曹相国的确难辞其咎。一个不问青红皂白，不了解详细情况，将拖欠钱粮之人悉数报部；一个则阿谀媚上，堵塞了此案缓冲的可能。
    由以上分析可知，清初奏销案是一场遍及全国的追比逋欠钱粮的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清初特殊的社会处境而使财政肩负双重使命：既要满足战争军费支出的需要，又要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财政来源。财政的这种双重特点导致国家异常重视财政制度的完善和执行，这是清初奏销案发生的内在理路。江南奏销案对士绅的打击较为广泛是由其特殊情形决定的。
    原文参考文献：
    [1] 孟森．奏销案[A].心史丛刊[C].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何龄修．浙江奏销案[A].五库斋清史丛稿[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3] 叶梦竹：《阅世编》，卷六，《赋税》。
    [4] 《清世祖实录》卷九，第95－96页。
    [5] 《清世祖实录》卷二五，第217页。
    [6] 何平．清代赋税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3.
    [7] ［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三《纪赋册粮票》。
    [8] 《清世祖实录》卷八八，第692页。
    [9]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第885页。
    [10] 《清圣祖实录》卷一，第47页。
    [11] 《清圣祖实录》卷二，第53页。
    [12] 付庆芬．清初“江南奏销案”补证[J].江苏社会科学，2004,(3).
    [13] 顺治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吏部尚书孙廷铨题，《明清档案》37册。
    [14] 山东巡抚许子秀题，《明清档案》37册。
    [15] 《清圣祖实录》卷一，第47页。
    [16] 顺治十八年九月十八日漕运总督蔡士英题，《明清档案》37册。
    [17] 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六日湖广巡抚杨茂勋题，《明清档案》37册。
    [18] 《满汉名臣传》卷十九《朱国治列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