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这一课题，经过二次大战结束后为配合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作的初期研究，又经过七、八十年代的两次争论，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发掘出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但是也要看到，这一课题的研究，出现了不可忽视的问题，某些日本学者，抱有政治偏见，对这一严肃课题的研究，人为地制造了种种误区，值得每一位尊重科学的史学工作者的警惕与注意。本文对此提出一些看法。
    一、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
    研究历史，只要是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性。政治性的争论不是历史研究的外在因素，而是历史研究自身所具有的。对大屠杀这样的创伤史，更是完全离不开政治目的的。一些西方人士在大屠杀开始时，就在出版物上揭露出事实。在战争时期，这一行动本身就带有反法西斯的政治含意。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作出判决后，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丰富了判决书中有关的内容，也完全是带政治性的。七、八十年代掀起的对这一问题的国际大争论中，有些日本学者出来为南京大屠杀辩解，中国、西方及许多日本学者则对他们的论点作出回应。这也完全是带着浓厚的政治含义的。如果不从政治角度考察，不把这一兽行纳入日本侵略中国的大前提，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件正常的人完全不可理解的事件，就会成为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中不可理解的事件。如日本“自卫论”的历史学家，就以一般的方式处理这次大屠杀。（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支那事变中的军事行动》（1），东京，1975年，第436-438页。 ）又如日本史学家羽田行彦曾把日军的暴行称为“法西斯军队的战争侵略”。（注：羽田行彦：《南京事件：大屠杀的结构》，东京，1986年，第234-235页、215、205页。）但论述南京大屠杀时，却避开日本军队的侵略性质和中国军队是保卫国家的性质，表示如果中国军队如有秩序地投降，“南京事件就不会发生，或即使发生了， 也不会这么大。 ”（注：羽田1997年在普林斯顿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可见，如果离开政治，尤其是故意将大屠杀纳入非政治范畴去考察，就会走入歧途。其实，故意将大屠杀纳入非政治范畴，就是一种政治手法，包含着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的政治目的。
    研究创伤史的另一重要目的，是要宣扬公道。南京大屠杀给受害者带来无限的痛苦。这种惨痛的代价，应该唤起后人维护人类高尚的道德观念。这也是史学家应负起的责任。如果说，政治是历史研究本身所固有的，那末，在研究暴行中的受害者和作恶者时，史学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不承认这一点，必然在研究中产生严重的后果。
    南京大屠杀并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而是二次大战中日本侵华军所犯下的罪行。人类本来是应该和平相处的。然而在人类历史中，相互残杀的事从未间断。民族和种族矛盾，从来就是有侵略意图的统治者挑起的。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为了在军事行动中鼓动士气，在战争前就在输灌对其他亚洲人蔑视和仇视的思想。这种仇视其他民族、残杀人类的现象，以后还是会有的。史学工作者全面揭示南京大屠杀的面目及其本质，不仅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当时的施虐者的残暴，更是为了确立伦理的准绳，让更多的人抵制暴行，让最终的道德审判放置在人性这一共同的理想上。
    二、日本一些学者制造的误区
    至今为止的研究，包括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研究，在实现上述目的方面，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的研究工作存在着一些误区。
    首先，“以核实工作”为名否定大屠杀的存在
    研究历史总是需要证据的，这是任何那一国的史学工作者都承认的。实证对一切历史的研究，都十分重要，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日军大规模进行进行屠杀、强奸、抢掠的证据，就不能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然而，否认证据和真实的一致性，就带有危险性。在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方面尤其如此。要求资料“全”和完全“精确”，是研究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的。对大屠杀这类历史，尤其如此。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现在已有大量的日记和回忆被发现和整理出。在大量证据已经呈现，存在这一大屠杀已成共识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证据仍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研究已进行至这一层次时，反而将研究纠缠于某些证据的精确度，往往造成因追求实证而模糊了研究的目的。日本一些学者以中国的一些书籍中有时间、人名和对事实解释的差错而否定中国书籍，至少起了这方面的作用。
    在对各种问题进行实证时，日军屠杀的确切人数，几乎成了讨论的中心问题。羽田行彦认为被杀的人数不是军事法庭所说的20万至30万，而是3万名中国士兵和1.2万名平民被“非法谋杀”了。他的观点是，要将中国的死亡人数进行分类，中国投降的士兵和落伍的士兵是在扩大意义的战斗中被杀的，所以应排除在日本暴行受害者之外。（注：羽田行彦：《南京事件：大屠杀的结构》，东京，1986年，第234- 235 页、215、205页。）这种说法，日本学者笠原就完全不同意。他认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一场包围和灭绝的战役，没有抓到一个俘虏，中国的落伍士兵成了俘虏后则全被杀了，日军将这些换上平民服装而没有武器的人说成是游击战士，不应获得国际法上的俘虏待遇，只是试图减轻自己的罪行。（注：见吉田裕：《十五年战争史和战争责任问题研究》，洞富雄编：《南京事件的思考》，东京，1987年，第69-94页。）在数字问题上有争论，本来也是研究工作中正常的事。但有些做法，却是另有意图的。1995年中、日、美三国文学家在东京开会时，日本政治历史学家伊藤表示：日本杀了30万或40万人无法确定，怎样道歉？（注：小岛编：《人类能防止战争吗？》特刊，第292-294页。）这种把南京大屠杀定义在仅仅是数字问题上，意思是很明白的，崐即借人数难以精确，就不可以证实屠杀的事实。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协会创建人之一富士冈在论证了30万这个数字不能被证实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屠杀没有发生，是中国和盟国为了确定日本是亚洲的侵略者而伪造的。（注：富士冈：《什么是自由主义历史观》，东京，1997年，第48页。）很清楚，大量压低这一数字的目的，就如富士冈本人所说的，具有“深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最后以数字不正确为由，对“东京战争罪行法庭的历史观”提出质疑。（注：富士冈：《什么是自由主义历史观》，东京，1997年，第48页。）
    在实证问题上过份地做文章的其他事例还很多。本田胜一经过艰苦的调查，在1971年末发表了关于这次暴行的一系列报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它却因个别材料有误而受到激烈的指责。质疑南京大屠杀缺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日本作家铃木甚至指责他使用了中国的夸张之词和宣传。（注：铃木：《南京大屠杀的幻觉》，东京，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