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在实证问题上大做文章的“深远的战略”意图，并不否定在数字上和其他资料上尽可能精确的必要，即使在今天获得完全精确数字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也应尽可能使数字接近正确。许多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史学家正在认真地进行新资料的发掘和原有资料的考核工作。但是，如果把讨论的焦点放在死亡人数和某些资料的问题上，就会忽略对其他暴行、暴行的原因和责任以及道格人伦等问题的讨论。
    第二，以“修正”为名，否定史实
    历史学如其他学科一样，需要不断修正原来的结论。西方的史学家对此尤其重视。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也应在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中，加深原来的认识。然而，决不能借着“修正”来否定对犯罪者的谴责，以容忍和宣扬罪恶。
    在日本史学家中，显然有少数人在借着“修正”以否定大屠杀的结论。上面提到的铃木为了修正本田的资料，认为两名日本军官在南京用军刀进行杀人竞赛这件事，是日本新闻机构伪造的，为这两个凶手被处刑叫屈。（注：铃木：《南京大屠杀的幻觉》，东京，1973年。）然而这两个军官杀过许多中国战俘是有大量证据的，为他们叫屈而抹煞他们的罪行，意图是什么呢？田中正明在1984年写的《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是日本否定发生过大屠杀的评论的先驱。他长期来一直宣传松井石根无罪。在1987年出版的《南京事件概要》一书中，他为了减少暴行的证据，更对松井石根的日记作了不少的修改。（注：田中正明：《南京事件的复苏》，东京，1987年。）名为修“正”，实为将正确修成“错误”，真是个讽刺。
    在注意“修正”问题时，尤其要防止用不同主题的内容来混淆南京大屠杀的本质。日本一些学者在分析这次大屠杀的原因时，甚至认为是因为中国军队作了抵抗，所以才产生这次大屠杀。如上所述，羽田认为，中国军队如不作抵抗，有秩序地撤退，就不会发生这场大屠杀。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中国学者和华裔美籍学者只是不同意唐生智指挥的抵抗和撤退中的失误是发生大屠杀的主要原因，也认为中国军队激烈的抵抗是加强日本报复的因素。（注：孙宅巍：《南京大屠杀》，北京，1997年，第10-18页。）唐生智组织的撤退确实是失败的。但他的责任是守卫中国国土中的失责，与日本军队的暴行是完全不相干的。在分析侵略者所犯暴行的原因时，把被侵略者守土中的失误牵连进去，决不是全面分析事件的表现，而是混淆是非性质的表现。
    第三，以“反面证据论”，抹杀正确结论
    创伤史是综合了大量的事实后构成的，虽然其中有些事实被否定，只要整体罪证存在，大屠杀的案就翻不了。但是，日本的个别“南京事件专家”，采取只要证明有罪的资料稍有不当，就拒绝所有可以定罪的资料这一方法。板仓良明在1997年发表了一篇短文。他在考察了两份有关执行处死中国战俘的命令的日本部队战时记录后，认为自己发现了资料中有矛盾，就断定“基于可用的证据，处死战俘的命令是不可知的”。（注：板仓良明：《“南京事件”：有关“大屠杀”的责任》，《创伤史学》32.2-3（1997.12），第183-196页。）渡边正一是“反面证据论”的实践者。他认为天皇在1946年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军事法庭的审判也没有构成证据。（注：渡边正一：《天皇和军国主义》，《日本回声》XVⅢ卷，第二期，1991年，第73-79页。）荒谦一是又一个“反面证据论”者，只要日本军官否定自己在南京的罪行或没有发现文字资料，他就认为事件不存在。日本思想史教授东中野在自己的书中认为，在事件发生的一年后，许多英文杂志和官方刊物都没有提到它，暴行“没有记录是因为它没有发生。”他还根据中岛今朝吾少将的日记，认为“没有抓到俘虏”，就意味着所有俘虏都被释放了，所以不存在大屠杀。事情没有发生就没有记录，但没有记录并不等于事情没有发生，这是最简单的逻辑。这位教授把最简单的逻辑颠倒过来了。再说，他是否真的在客观地分析这份日记呢？并不，日记中有关“挖了一个大坑足以处置这7000-8000人”的内容，就被他“忽略”了。可见，（注：东中野：《对“南京大屠杀”的彻底研究》，东京，1998年，第六章。）“反面证据论”者对于自己论点的“反面证据”，是会故意不收集的。
    三、证据、真实、人道的统一
    80年代末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引出了大量成果，这是出乎日本少数“否定派”的意料的。日本史学家考察了日本不完全的记录后，发现了多种新证据，发表了不少著作，一些高级将领和士兵的日记第一次公开。80年代中期，日本老兵组织曾从1.8 万名成员中收集资料以反对发生过大屠杀的结论，结果在事实面前，他们改变了结论，承认了当时自己的罪行。到80年代末，中国史学家也整理出大量的中国方面的文件。1996年发表的拉贝日记，更是第一流的第三方面资料。
    资料工作除了发现新的，还需不断验证旧的。但这一点不能走向极端。必须看到，证据本身就是有局限的，它的发掘是不稳定的。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发掘尤其困难，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不可能有事发时的文件。当时的日本政府则用不发书面命令、事后销毁等各种手段，使政府文件中有关这事件的记载几乎一片空白，使当时的人和后人得不到。至于回忆和新闻报导，其重要性虽次于正式文件，也具有重要价值。但要获得直接当事的受害者和害人者两方的资料，有很大的困难。在南京被杀害的中国男女，自己是再也没有申冤的权利了。幸存者在事隔60多年后，大多已去世；被奸的妇女，因受此屈辱而不愿公开；行凶的日本士兵这方面，或基于仍受当时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不承认犯了罪，或感到自己有罪而不敢公开自己的罪行。这些士兵出的回忆，很多还带有施虐者思想的影子。一些具有正义感的西方人士在回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事发当时和后来的回忆，是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的，相对来说，比当事双方更为客观。在事发时的记录，更有价值。因此，在今后整理、研究有关资料时，对作为第三者的回忆，应引起特别的注意。
    回忆总是带有一定差错的。一般说来，时间相隔越长，差错也会越多。前面提到的被害人的数字问题，要靠回忆来得出精确无误的数字，是不可能的。在基本事实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旧资料的考证、新资料的发掘，都只是起补充和进一步证实的作用。
    真正的事实和正确的叙述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研究创伤史的史学家除了要根据资料修改局部的结论外，更重要的是要对过去作理性的判断。中国的史学家一直根据军事法庭提出的证据，写出自己的符合客观真相的叙述。西方记者和史学家也早已根据基本资料，有了明确的结论。日本的史学家也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有预谋的有组织进行的，日本军国主义是最终的罪犯。事实上，日本个别史学家通过个别事例上的一些矛盾和差错来否定大屠杀的真正原因，恰恰是违反历史真实的。
    日本的一些史学家提出了古今各国大屠杀现象的比较。然而，进行对比的目的，是要从中得出大屠杀现象丧失人性的共性，而不是为某一次大屠杀开脱。史学家的知识和道德应该是统一的。
    日本铃木和田中这些学者在研究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认为中国历史上国内斗争时也发生过大屠杀，并以此认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不存在或不严重。（注：铃木：《南京大屠杀的幻觉》，东京，1973年，第32-43页；田中：《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东京，1984年，第240-255页。）在这种对比方法下，甚至全力谴责南京大屠杀的华裔美籍史学家艾里斯·张也认为，高度重视中国人在南京的痛苦，会对人类的其他痛苦经历不予重视。（注：艾里斯·张：《南京的强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纽约，1997年，第5-6页。）这种理解与铃木和田中的以此否定彼的逻辑不同，但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影响对古今中外违反人伦的大屠杀的谴责的，不是对某次事件的重视，而是对这些事件的政治和道德的判断。对某次事件的重视，不仅不会削弱对其它事件的重视，相反，只会相辅相成，有利于加强对反人伦的共同罪行的谴责。事实证明，研究纳粹德国的暴行的进展，促使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研究。同样，研究南京日军残忍的杀戮、强奸、抢掠，也有助于对人类其他创伤史的研究。
    归根结底，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能否纳入正道，关键就在于史学家能否承担起道义责任。如果历史学家认为自己的道德可以中立，实际上就是承认自己的知识，政治和道德是不相干的。如果历史学家要避开道德问题“客观地”写不道德的历史，结果会滑向公众认为的不道德。因此，不管对那一国的史学家，在研究创伤史时，道德问题是不可回避的，知识必须和道德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