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和历史意义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对“五四”的重新思考没有必要不断地重复已成定论的结论，而应当致力于结合每个时代的特殊处境，挖掘和诠释“五四”不同方面的意义。同时，应在与历史事件不断拉长的时间距离中，摆脱贴近事件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以大历史的眼光平心地审视其全貌；更应在时间的前进中积累思想的进步，而不要每一次都在转了一圈之后重新回到起点。
    一
    可以把梁漱溟作为一个例子来作说明。30年代一个进步的学者曾经说：“在此西洋新思想新文化澎湃潮流中，忽起反动的思想，反对西洋文化，崇拜中国固有文化，那就是梁漱溟先生了。”甚至认为梁漱溟是“反对科学与民主政治”，其思想“仍然是中国农业宗法封建思想”。①其实梁漱溟还在陈独秀之前就已经认识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特长在民主和科学，他认为“所有西方化的特长都尽于此。我对这两样东西完全承认。所以我的提倡东方文化与旧头脑的拒绝西方化不同。”②他明确申明自己虽然“提倡东方文化”，但不是“拒绝西方文化”，更不是“反对西方文化”。
    梁漱溟把中国的政治生活概括为“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同时，他把西方政治生活的原则概括为“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作主的权，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体现了他对西方的民主精神的发自内心的赞扬和充分肯定。基于这种看法，梁漱溟认为对中国人的传统政治意识加以改造，是非常急迫的事情。他指出，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来，政治上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态度。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刺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③
    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中国人只是想把“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引进来，而他则认为在这两样东西后面还有更本质的东西。他说：“要知道这只是西方化逐渐开发出来的面目，而非他所从来的路向。我们要去学他，虽然不一定照他原路走一遍，但却要持他那路向走才行，否则单学他的面目绝学不来的。并且要知道西方化之所以为西方化在彼不在此。不能以如此的面目为西方化，要以如彼的路向为西方化。”④这就是说，科学与民主还是属于西方文化的“面目”，而不是“路向”。“此”指面目，“彼”指路向。他强调，西方文化之所以为西方文化者不在其“面目”，而在其“路向”。这“路向”才是西方文化最根本的东西。从这里也就产生了他的文化哲学。
    梁漱溟所发展出的与当时欧化派不同的文化观，是一种对中、西、印三种文化都可以有所肯定的文化观。他把对西方文化的肯定置于时间坐标的“现在”时段，而把对中国、印度文化的肯定移置到时间坐标的“未来”时段。简单地说，在他看来，世界文化正在发生趋向社会主义的大变化，变化的趋势是，在“现在”，世界都应学习西方，走第一路向；而在“最近的未来”，世界将转向第二路向，即以前中国文化所体现的路向；到了“未来”，世界将转到第三路向，也就是以前印度文化所体现的路向。在这样一种时间的维度里，他使得中国与印度文化价值仍能获得肯定，而不像激进的欧化派想做的那样，把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价值在西方化的潮流中永远送回历史的博物馆。此外，除了这种“时间”的处理方式，梁漱溟还采用一种“空间”的方式来安顿中国文化的位置。他与西化派一样批评、否定中国古代在“文明”方面的落后，如器物、制度、学术等，但不认为中国文化的“人生态度”是落后的，而认为人生态度是无所谓进步与落后的。事实上，他所谓未来中国文化的复兴，根本不是指器物、制度、学术，而是仅指人生态度的“路向”而言。
    由此可见，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实有二义：一是指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整体，其核心为儒家文化；一是指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路向。在后者的意义上，“中国文化”并没有中国性，而是代表一种注重协调、平等、人性的文化路向与文化精神，它是可普遍化的。对梁漱溟来说，所谓世界文化将改变为中国文化，并不是说世界各民族都讲中文，用中文念中文书，更不是说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政治制度和学术体系将世界化，而是说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在走向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所体现的生活态度，就是他所理解的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人生态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中国文化亦有足为世界化而欧土不能外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梁漱溟是“儒家色彩的社会主义”，并无不当。他所说的未来的中国文化复兴，实是指儒家的人生态度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
    梁漱溟虽然认为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当下主张“全盘承受西方文化”；而他在当下主张采取西方化的路向，与他提防资本主义弊害和主张未来实行社会主义亦无矛盾。事实上，从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对梁漱溟的影响来看，梁漱溟的思想与其说是“保守”的，更不如说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