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先后爆发，引发了晚清第二次思想大分化。这次分化与论战的焦点是制度创新问题，即要不要进行政治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改革，建立君主立宪制。洋务派坚持走以技术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为主的既定道路，反对建立君宪制，反对实行政治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改革；新兴的维新派则力主建立君宪制，推动政治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改革，走一条新的“全变”的道路。维新派的君宪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分化和论战，实质上是要怎样的现代化或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是全面现代化思想与片面现代化思想的对垒与较量。
    洋务思想的最大成果是导致了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现代化改革--洋务运动的发生。洋务运动以技术现代化为先导，带动了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局部的现代化改革，首开中国现代化改革之先河。但它几无触动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衰旧的政治体制依然故我。在洋务运动之初，新技术与旧制度、现代经济与传统政治之间的矛盾尚不明显。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到洋务运动后期，这种矛盾便愈益暴露和激化。进行制度的现代化创新已不可避免。
    作为一种系统的中国现代化思想之先行，洋务思想在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功不可没。然而，洋务思想毕竟是一种初级现代化理论，“中体西用”的宗旨使它先天地具有片面性、局部性、肤浅性特征和弊端。技术现代化和非政治现代化是它的逻辑范畴，也是它不可逾越的思想底线。排斥制度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乃是其思想本能。当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实现突破和质变的时候，它的这些弊端便愈益显现出来，终于蜕变为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甲午战败、变法潮起，维新志士要求扩大和深化现代化改革之时，洋务派便一如当年的顽固派竭力阻挠。于是，围绕制度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改革问题，发生了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大分化和大论战，并最终演变为一场政治大搏杀。
    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中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已觉察到洋务运动的严重疏漏和缺陷，开始对洋务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从而在思想上逐渐与洋务派畛域分异，形成了所谓“早期维新派”。他们批评洋务运动的改革过于肤浅、局限和散乱。王韬指出，“夫天下事，从未有尚虚文而收实效者。”而洋务运动正是“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注：《戊戌变法》（一），第136页。）“故昔时患在不变， 而今时又患在徒变。”（注：《洋务运动》（一），第486页。 ）郑观应也抨击洋务派学习西方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注：《戊戌变法》（一），第41页。）他们呼吁深化和扩大现代化改革，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郑观应认为，“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廉之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注：《戊戌变法》（一），第58-56页。）主张实行初步的政治体制现代化改革是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思想的根本区别，也是日后君宪论的思想源流。
    戊戌变法期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承继了早期维新派的政改主张，并使之进一步明确化、系统化和完善化。他们公开提出制定宪法、召开国会、实行三权分立。从而把零散的“君民共主”观点发展成系统的“君主立宪”理论。康有为尖锐地指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注：《戊戌变法》（二），第204页。 ）“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而“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因此，他吁请“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注：《戊戌变法》（二），第236-237页。）
    维新派猛烈批评洋务派改技术不改制度、改经济不改政治的作法是变“用”不变“体”、变“事”不变“法”，是改局部不改整体。因此，他们呼吁进行全面现代化改革。康有为指出，“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不能“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应当“筹全局而变”。（注：《戊戌变法》（二），第215-216页。）
    “君宪论”和“全变论”的提出，意味着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分道扬镳，意味着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公开决裂，也意味着新一轮思想论战的爆发。“君宪论”和“全变论”既出，顽固派和洋务保守派人士群起而攻之。他们纷纷上书撰文，诋毁变法维新，反对制度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者当属张之洞。在1898年4 月刊布的《劝学篇》一书中，他阐明了自己对中国现代化及维新派现代化思想的基本认识和评价。不可否认，该著中的不少现代化改革主张可圈可点，有的还颇富新意。但全书的主旨却是反对君主立宪制，反对全面现代化改革。
    首先，张之洞极力美化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维护这一制度的思想伦理。他宣称“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序》）“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内篇·明纲第三》，以下除注明者均为内篇）“凡有血气，咸知尊亲盖政教相维者，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同心第一》）他特别肯定了当朝清政府的“德政”。“试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国政有如此之宽仁忠厚者乎？”（《教忠第二》）“我朝深仁厚泽，朝无苛政。”（《正权第六》）提出“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圆为体。”（《教忠第二》）并要求人们“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同心第一》）
    其次，张之洞猛烈抨击“民权”说和设议院论。他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而设立议院也“今非其时也。”“何苦倡此乱阶以祸其身而并祸天下哉？”（《正权第六》）他斥民权说和议院论为“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序》）
    在一立一破之后，张之洞进而提出了他的现代化改革基本原则，这就是“旧字为体，新学为用。”（《外篇·设学第三》）亦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但必须“以中学固其根柢”，共通中国古代之经史子集，“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循序第七》）而中学的核心就是圣教，是三纲五常。“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表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明纲第三》）就是说现代化改革必须适可而止，就地煞车。决不可跨进政治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门坎。在洋务运动已走进死胡同、片面现代化思想日薄西山、全面现代化思想喷薄而出之际，张之洞抛出的《劝学篇》恰似为洋务片面现代化思想所谱写的一曲最后挽歌。
    第二次思想分化与论战由于涉及政治制度改革这一极为关键和敏感的问题，因而显得更加深刻，也更加激烈，并最终发展成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冲突。尽管维新派被镇压、尽管以君宪制为终极目标的政治制度改革首战未捷，但政治改革、制度改革和全面现代化改革思想的种子已深深播下，未几便开花、结果。三年之后，1901年清末新政的推行，表明这场论战终为维新派的君宪思想和全面现代化思想所获胜，也表明清末现代化最终走上了全面现代化道路。维新派君宪思想和全变论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全面现代化思想的形成；而全面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又意味着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已臻至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