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纪初，在中国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现代化改革短暂中断后再次启动并全面展开的情势下，又发生了晚清第三次大规模思想分化与论战。围绕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和平改革还是武装革命的问题，从维新派转化而来的立宪派与新兴的革命派之间展开了激烈交锋。立宪派主张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和平和合法的方式，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革命派则决意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纯粹的民主共和国，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温和与激进两种政治现代化模式之争，即怎样实现政治现代化和实现怎样的政治现代化的问题。
    早在19世纪末君宪思想方兴未艾之时，革命共和思想就已初露端倪。1894年冬，孙中山在创建晚清第一个革命派团体兴中会时，就发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言，首次明确提出以武装革命方式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激进政治现代化模式。到20世纪初，在君宪思想汹涌澎湃的同时，一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也被吸引到革命共和的旗帜之下。从而形成了共和论与君宪论并雄、革命派与立宪派对峙的局面。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思想分歧首先表现在要不要进一步到位建立民主共和制。立宪派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是循序渐进的，即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始共和，不能超越。中国现阶段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康有为指出，今日中国正当“由小康而大同，由君主而至民主”的“过渡时代”，即“孔子所谓升平之世也，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和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断言“中国则由君主专制，必须历立宪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也。”“即当过渡之时，只得行过渡之事。”（注：《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6、486、475-484页。）
    革命派驳斥了立宪派的这一观点。孙中山指出，“此说大谬”。“观于昏昧之清朝，断难行其君主立宪政体。”他认为“没有理由说我们不能建立共和制度。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型。”（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7、280、52、220、88页。 ）他形容“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他还以美国黑奴、檀香山土民都能适应共和体制为例，相信中国人亦应有此资格和能力（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7、280、52、220、 88页。）。孙中山并提出了制定宪法、建立议会和国民政府、民主选举总统、实行五权分立等具体设想和实现民主共和的程序及时间表。
    以什么方式实现政治现代化是革命派与立宪派争论的另一焦点问题。立宪派主张以和平合法的非暴力方式推动政治现代化，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和推翻清帝。康有为指出，“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欧洲大部分国家“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他批评道，光绪帝“以救民变法，不幸被废。”“我民乃不能救之”，反而“曰革命，曰扑满，是以怨报德，以仇报恩也”，“革命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因此，他断定，“今革命民主之方，适与中国时地未宜，可为理想之空言，不能为施行之实事也”。（注：《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6、486、475-484页。）
    革命派则始终坚持以彻底、决绝、猛烈的暴力革命方式推翻清政府，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现代化目标。孙中山正是从对清政府改革的失望转而“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并最终认定“革命为唯一法门”，必须“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7、280、52、220、88页。 ）邹容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我中国欲脱满洲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地球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他呼吁进行“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注：《辛亥革命》（一），第333、349页。）章太炎也称赞“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注：《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显然，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共和论与君宪论之间的鸿沟是明显的，分歧是巨大的。不过这种分歧似乎主要属于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技术、战术和策略等范畴，反映了双方着眼点的不同。立宪派主要着眼于现阶段能做什么，因此他们并没有完全或绝对排斥民主共和，只是强调现阶段只能行君主立宪，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而革命派主要着眼于谁来做，他们认为清政府已失去了领导现代化的资格，因此当务之急是推翻清廷这个现代化道路上的绊脚石。立宪派主要关注什么有用、什么有效，不在乎什么最好，因此他们选择了较为温和保守的君宪改革模式；革命派则主要关心什么最好，不大在乎是否适用，因此他们选择了较为彻底激进的共和革命模式。其实，双方在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上并无二致。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在双方确认了政治现代化基本原则基础之上不同政治现代化具体模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因此，不应把这次思想冲突的性质与前两次思想冲突的性质完全相提并论，更不应简单地归结为“进步思想”与“反动思想”的斗争。
    晚清第三次大规模思想分化导致了君宪改革思想与共和革命思想的并存和论争。应当说，两种思想或模式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互有利弊。当然，清末历史的演变最后成就了共和革命思想。1911年10月，革命派利用保路风潮等社会运动高涨之际，推翻了清王朝。民国的建立，不但结束了延绵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也永远破灭了立宪派的君主立宪梦想。晚清第三次思想分化与论战卒以共和革命思想在实践中的获胜而告终。共和革命思想的产生及其获胜，意味着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在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呈现出愈益激进化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