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年，立宪思潮是与民主革命思潮并行的两股社会思潮。与民主革命思潮的持续激进相比，立宪思潮有一个由缓行到激进的发展轨迹。
    一
    君主立宪主张在中国产生于20世纪初。（注：此前，早期维新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都提出过设立议院的要求，但是，他们所要求设立的议院并不具有资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职能，而只是封建政权的一个咨询机构。）1901年，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公开倡行君主立宪政体，在中国提出了预备立宪的课题。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立宪论》一文，更加明确而全面地阐述了这一政治主张。该文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清廷应该认清世界大势，不失时机地改行君主立宪政体，并强调指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乎中国的兴亡：“亡国于斯，兴国亦于斯。”（注：耐轩：《立宪论》，《政法学报》，1903（1）（2）。）由此，“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594页，三联书店，1960。）在这种时代要求下，内外员工在日俄战争前后也纷纷奏请立宪。史载：“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此为请。”（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25页，中华书局，1979。）立宪思潮勃然而兴。于是，清廷表示顺应舆情，遂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实行预备立宪的基本国策。
    立宪思潮兴起之初，虽然朝野立宪派（注：指清廷内部的官僚立宪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都认为君主立宪势在必行，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认为这一政体在中国不应速行，而应缓行，即应该有一个预备的过程。
    清政府内部的官僚立宪派一方面认为必须以立宪政治改良专制政治，但又担心很快地改为立宪政体，会造成社会秩序“骚然不靖”（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以致国民以立宪为由，“今日劾督抚，明日劾军机”（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356页，中华书局，1979。）， 民气喧嚣，难以治理。其中的满洲亲贵还担心汉族督抚会借立宪的机会揽权篡政，惟恐未收立宪之利，反得其害；而汉族大臣则担心自己如果太积极，会遭清廷猜忌。因此，他们都主张通过预备，循序渐进地将官民约束在封建秩序之内，然后再实行立宪，这样既可兴利除弊，起衰振弱，又可保住君权，维护封建统治。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1906年，出洋考政回国的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向清廷献计说：“今日宣布宪政，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他指出：“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175页，中华书局，1979。 ）主张清廷仿效日本明治政府，先行宣布预备立宪，等时机成熟再正式实行宪政。戴鸿慈等另几个出洋考政大臣也建议清廷“立颁明诏，先定国是，以十五年或二十年为实行立宪之期”（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367页，中华书局，1979。）。另外， 一向和中央争权不休的地方督抚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三人在要求立宪的奏折中也主张12年以后再正式实行立宪。（注：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1231页，中华书局，1987。）事实上，清廷后来确实接受了满汉大臣们的这些建议，于1908年正式宣布，经过9年预备后才正式实行立宪。
    在野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也提出了与上述建议相似的主张。早在1901年，张謇就写出了《变法平议》，突出表现了他的缓行立宪的改革思想。在《变法平议》中，张謇批评康、梁“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取一切之法而更张之，上疑其专而下不喻其意”，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变乱，主张在不流血不纷争的条件下稳步改进。他希望宪政改革宁可慢一点，只求有成效，与其“意行百里而阻于五十”，不如“日行二三十里者不至于阻而犹可达也”（注：张孝若：《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二，中华书局，1931。）。随着立宪思潮的发展，到1906年，资产阶级立宪派开始对立宪的步骤进行探讨。有的人认为立宪应先教育国民：“先颁令于国中，以六年为期，实行立宪，庶全国国民，皆得有所预备。”（注：《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东方杂志》，1906（12）。）有的人认为立宪应“先立地方议会以富人民政治上之经验”（注：《论立宪当有预备》，《东方杂志》，1906（3）。）。这一年的二三月间， 海外的梁启超也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发表《开明专制论》，反复论证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国家又非可以专制终也，则所余者，惟有君主立宪之一途”，但他又提出当时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还不具备，即所谓“人民程度未及格”（注：《梁启超选集》，489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施政机关未整备”（注：《梁启超选集》，4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所以， 他主张当时的中国应“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注：《梁启超选集》，460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统观以上史实，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朝野立宪派之所以主张缓行立宪，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他们都敏锐地觉察到清最高统治者并无诚心推行立宪政治，而只是希图打着立宪的旗号，消弭革命，拉拢立宪派，缓和专制统治的危机。如果立宪派对实行立宪操之过急，就有可能招灾引祸，重蹈戊戌政变的复辙。其次，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确还不具备立即实行立宪政治的必要条件，所以需要有一个逐步预备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