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史研究中的热点人物之一。如何认识张居正在万历前期行政行为的特点，学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主要聚焦在张居正是不是改革家的问题上。“改革家张居正”似乎是一种学术主流，但仔细梳理相关成果，却发现很少有学者在明史特别是嘉靖革新的大背景下认真而全面地探讨张居正改革的对象、条件、措施、目标、障碍、效果等问题，缺乏高水平成果。否定张居正为改革家的学者也没有回答长达二百七十余年的明朝有无改革期，只是就万历初政谈论张居正，相关结论自然也就没有说服力。总的来说，缺乏对嘉靖政治的理性思考并割裂嘉靖革新与万历初政的密切关系是目前张居正研究中最大的缺陷，也是张居正研究止步不前的根本原因。
    由于防范异姓威胁皇权制度的严密性，明朝是中国封建时期不间断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唐朝有武则天十五年改朝换代的中断时期)。它之所以能够延绵久远，除了立国体制相对完善之外，还有两次大的政治调整，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第一次是借靖难之役而崛起的明成祖，他发展和完善了洪武体制，夯实了明代的立国基础。明太祖的开国奠基与明成祖的再造成为明代前期政治的鲜明特色，是其他封建王朝所不具有的政治现象。第二次是利用明武宗绝嗣而从湖北藩王崛起的明世宗，他利用大礼议清除了旧有官僚集团，开启了明代改革的序幕，对明代二祖之后的弊政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清理。只有把张居正置于嘉靖革新的大背景下，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政治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才是改革家。
    一、大礼议：明代改革期产生的特殊事件
    中国古代社会的改革不是彻底颠覆的代名词，更不是革命，而是在各该王朝根本体制框架内最大限度的自我更新，即在继承中相对务实的部分批判、部分否定和部分创新。当然，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时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对这一变化不能随便冠以“改革”之名。就明朝而言，明代历史在洪武、永乐体制的构架中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同一皇帝在其前后期的施政有所不同，不同皇帝自然也有施政理念的差别，但由于父死子继基本模式的保障，新旧皇帝之间的政治断裂度不太明显，故不能将这些现象不加分析地称之为“改革”。那么，如何确定明朝的改革期呢?毋庸置疑，要进行改革，就必须首先形成改革的条件，但这个条件不是在平和的环境中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激烈的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内部斗争中形成的。就明代改革而言，应在洪武、永乐之后的明代历史长河中断裂度相对大的时段观察从事改革的条件。相对于父死子继的即位模式，兄终弟及模式与前朝的断裂度相对要大一些。在这一时期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兄终弟及的即位模式，即朱祁钰(代宗)之于朱祁镇、朱厚熜(世宗)之于朱厚照(武宗)和朱由检(思宗)之于朱由校(熹宗)。在以上三种情形中，朱祁钰与朱祁镇、朱由检与朱由校皆为同父兄弟，又与朱厚熜与朱厚照同堂兄弟不同。很明显，后者的断裂度更大，更具改革的可能性。
    但要把改革的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仅仅是正常的“兄终弟及”也是难以完成的。因为改革的前提之一是对前朝乃至前几朝行政的批判与反思，甚至是部分的否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经历一次痛苦的政治撕裂和较为彻底的人事变动。换言之，改革与人事变动具有密切的关系，没有较为彻底的人事变动，就不可能在王朝体制之内进行有效的改革。所以，仅仅是皇帝的变更还不足以形成改革的充分条件，同时还必须形成与皇帝变更相适应的新兴力量。当然，这种相互匹配的改革条件绝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种势力的人为导演所能实现的，而是要经过特殊事件的洗礼才能具备。明朝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因明武宗的暴亡而带来了改革最佳条件的出现。
    年仅三十岁而绝后且无预立嗣子的明武宗走完了自己荒诞的一生。对后事没有具体安排的武宗一死，立刻引起全社会的恐慌，这是明代前所未有的事情，谁来继承皇位便成了武宗死后最大的政治问题。但在皇太后、宦官和阁臣的共同努力下，较快地选出武宗堂弟、湖北安陆的藩王朱厚熜作为继承人。这一选择确保了明朝皇统的延续，暂时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恐慌。但选择武宗堂弟出任皇帝，却意外地带来了政坛的震荡，迎来了自明成祖以来最彻底的人事更迭。换言之，选帝过程相对平稳，而在世宗即位后却迎来了政治激荡。
    武宗死后的政治震荡集中反映在“大礼议”之中。对于“大礼议”，《辞海》解释为：“明代宫廷中争议世宗本生父尊号的事件。武宗无子，武宗从弟世宗由藩王继帝位。即位后，使礼臣议本生父兴献王祐 尊号。张璁等迎合帝意，议尊为皇考。杨廷和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武宗父)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争论三年，世宗于嘉靖三年(1524年)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群臣哭阙力争，因此下狱的达134人，廷杖致死的17人，此外尚有谪戍和致仕而去。”①作为有一定影响的辞书，《辞海》对“大礼议”的解释极不准确，说明词条作者完全不了解“大礼议”的真相。《辞海》的这一现象是长期以来错误解读大礼议之典型代表。翻检各类论著，大多数作者缺乏对大礼议冷静而独立的见解，皆为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并以此为基础，一味地抬高杨廷和而极力贬低张璁。
    众所周知，大礼议的核心是明世宗朱厚熜能否改换父母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世宗不能改换父母，世宗与孝宗是伯侄关系，与武宗是堂兄弟关系，标志着孝宗-武宗帝系的彻底断裂。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承载前朝乃至前几朝弊政的杨廷和及其追随者被世宗彻底清除，而与前朝弊政无甚瓜葛的张璁、桂萼等中下层官员迅速崛起，在短时期内取代了杨廷和集团，组建了新君新臣全新的人事格局。世宗对张璁说：“君臣之际，固不可不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汉文帝之召见贾生，因语久而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过，恐非辅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辅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以在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处，庶裨交修。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②正嘉之际人事更迭的彻底性和全新的人事组合是明成祖之后明代历史上独有的现象。所以说，大礼议是明代改革的起点，世宗借助大礼议清除了孝武时期的遗老遗少，培植了新兴势力，完全改变了皇位更迭之际旧臣退出政坛的模式。换言之，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彻底翻船，不可能再掀风浪，更不可能东山再起。明世宗通过大礼议彻底粉碎杨廷和集团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成功清除旧势力的一次典型案例。③这是一个奇迹，自然孕育着新的政治气象，必然伴随着政治变革。目前学界对这一人事更迭所带来的政治变革的研究远远不够，一些学者甚至回避这一问题，而仅仅停留在同情杨廷和集团败灭的这一低层次问题上，像《辞海》一样，他们一味地放大或突现大礼议被世宗打死或惩治了几个人等问题上，借此来刺激人们的神经，并以此为基点，无视大礼议之后世宗与张璁等人的改革活动，否认嘉靖革新。
    大礼议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有大礼议，就不会形成从事变革的条件。不可否认，大礼议大大伤害了世宗与武宗之间的感情，也因此拉大了世宗与武宗乃至孝宗朝政治的距离，这就为嘉靖朝的政治变革创造了客观的、难得的改革机遇，使改革由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这是认识明代改革必须正视的关键节点，也是认识张居正行为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