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嘉靖革新:明代改革的黄金期 就永乐以后的明代历史而言,大礼议无疑是一场政坛巨变。不论人们对议礼双方持何种态度,有一点是要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崩溃和张璁等新兴势力的迅速崛起。而这样一次重大的人事更迭必须伴随着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孝--武帝系的彻底断绝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庙制等纯礼仪的变革,而是全面的政治革新。也就是说,世宗在全力进行礼制创新的同时,也会积极推行重大的政治变革。只强调前者,而无视后者,显然是偏颇的。世宗把变革的矛头直接指向杨廷和集团,尽一切可能清除杨廷和集团是嘉靖革新的核心内容之一。由于大礼议最终按照武宗遗诏的明确规定承认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④,成为不可更改的基本原则,决定着此后明代历史的走向。 对于世宗来说,从事变革的动力来自于他与张璁等人的自信。武宗去世后,政坛自然是由其培植的势力控制,杨廷和自然是武宗势力的代言人。从湖北安陆成长起来的、年仅十四岁的朱厚熜单枪匹马地前往京城继位,无疑势单力薄,弄不好便成为杨廷和集团的傀儡。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的狂妄和嚣张也充分说明了他们根本不把嘉靖皇帝放在眼中。他们在大礼议中公然违背武宗遗诏,强词夺理,非要强迫世宗改换父母,再次证明了他们对嘉靖皇帝的蔑视。换言之,大礼议就是杨廷和集团嘲弄世宗、蔑视世宗的集中反映。他们瞧不起嘉靖皇帝的出身,认为只有改换父母,才能由“小宗”变成“大宗”,抬高嘉靖皇帝的身份,取得合法的继承权。然而,少年朱厚熜以充分的自信拒绝改换自己的出身,他坚持自己只是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和宪宗皇帝的孙子。在世宗看来,藩王朱祐杬的儿子也能当皇帝,明朝的皇位是祖宗遗留下的皇位,而不是孝宗遗留下的皇位。换句话说,就是祖宗之天下,而非孝宗之天下。在大礼议中,给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世宗的自信和敏锐,他始终未上杨廷和的圈套,不被杨廷和所宣称的“纲常”所迷惑,更没有被吓倒,而是从事实出发,敢于创造历史,最后以独立的姿态君临天下。朱东润论道:在英宗、世宗、神宗、熹宗等年轻继位的明代皇帝中,“世宗最能干,即位不久,大权随即到手”⑤。嘉靖皇帝通过大礼议击碎了强大的杨廷和集团,清除了施政的障碍,自然会以极大的自信从事变革。作为年少皇帝,世宗敢于担当的品格和不畏前朝旧势力的勇气是从事变革的根本保证。也就是说,嘉靖皇帝所表现出的自信、无畏与强势是改革必备的条件。 就张璁等人而言,其变革的动力来自树立自我形象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人们反对论资排辈,主张用人不拘一格;另一方面又对新兴势力抱以怀疑,极尽诬蔑之能事。张璁在大礼议中不怕杨廷和集团的围攻和暗杀,挺身而出,打破一言堂,将大礼议引向正常的争论轨道,并主导着大礼议的发展方向,这没有无畏的勇气和超众的见识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在大礼议中,杨廷和集团像瞧不起世宗一样瞧不起张璁等人的身份,攻击张璁是为了自己的升迁而讨好、“迎合”世宗。为了回应这一恶意的诬蔑之词,在钦定大礼议之后,张璁等人便通过改革行为来回应杨廷和集团的攻击,以树立良好的形象。张璁说:“孚敬遭逢明主,宠异非常,莫知为报,惟委身忘家,敢以自许。”⑥又对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人说:“吾辈始也生不同方,官不同位,而议礼论之同者,义理根于人心之固有也。伏遇圣明,作之君师,以定一代纲常,吾辈幸免获罪,敢复论功!夫内阁、吏部、礼部、都察院、詹事府,此何等切要衙门也。大学士、尚书、都御史、詹事,此何等切要官职也。吾辈若不能平其心思,公其好恶,各修本职,以佐收治平之功,是负吾君,获罪于天矣。”⑦张璁等人在大礼议中经受住了杨廷和集团大肆攻击和报复的考验,这一特殊的经历练就了从事变革的品质。正如张萱所言:张璁“念以书生片言,当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报效,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离其党,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谤弗恤也”⑧。《明经世文编》的作者评论道:张璁“实有康济之志,与庸庸保位者自别”⑨。能够承受因变革而带来的必然攻击,是张璁等人所具有的最大优势之一。 健康的改革不可能只靠皇帝,也不可能依靠张璁等几位朝臣,而是来自君臣的合力,取决于可控的政局。明世宗与张璁等人的合力构成了嘉靖革新的强大动力,明世宗借助大礼议击败杨廷和集团而绝对掌控政局,这就意味着这场革新是健康的、持久的。换言之,嘉靖革新之所以能够展开,关键在于推动这场革新的君臣皆来自前朝政治势力之外,与前朝弊政没有多少瓜葛,较少有 思想负担,有足够的勇气和锐气来担当革新重任。特别是大礼议公开了双方的矛盾,故明世宗与张璁等人在推行变革时不再遮遮掩掩。相反,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清除杨廷和集团,并通过整肃科举、倡行三途并用、整顿学政、力行官员的双向流动、整饬言路、清除翰林院积弊、裁革冗滥、革除镇守中官、限革庄田、推行一条鞭法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清理了一百余年来的明朝积弊,开启了变革潮流。正是由于嘉靖前期形成了君臣变革的群体力量,故在命名明代变革时,不应采用个人命名法,而应采用年号命名法。尽管张璁等人先后退出嘉靖政坛,但因明世宗仍在,故变革不会因张璁等人的退出戛然而止。特别是由于嘉靖皇帝是万历之前明朝在位最久的帝王,长达四十五年,所以革新活动一直能够延续,如一条鞭法仍在继续推行、宗室俸禄的裁革在嘉靖后期有新的举措⑩,这是明朝不同于其他王朝变革的关键之处,也是明代改革特点的集中体现。 三、张居正:嘉靖革新的继承者 就隆庆、万历之际人事更迭而言,与已往父死子继所出现的人事更迭模式没有太大差别,故难以与正德、嘉靖之际的皇位更迭相提并论。张居正取代高拱不会带来政局的显著变化,而只是施政风格的略微改变。与刚柔兼备的张居正相比,高拱过于刚强,不能自如地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明神宗权力格局。一味指责张居正用阴谋赶走高拱是片面的,作为内阁首辅和顾命重臣,“性素直率”的高拱对已经变化了的政局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及时的调整,重演着明代历史上父死子继皇位更迭模式中前朝旧臣被新朝遗弃的一幕,只不过高拱打破了已有纪录,成为最短时期内被赶走的首辅。正如于慎行所言:神宗“御极六日,顾命元臣以片言谴罢,如叱一奴”(11)。张居正取代高拱而掌控内阁,万历政治不会因高拱的离开而一夜之间出现变革的条件,学界在此节点用力不多,似乎张居正联合张太后、冯保赶走高拱就形成了从事改革的条件,如言:“张居正具有变革思想,主张‘凡事务实,勿事虚文’,总揽大政后,就根据当时所见到的弊端,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12)这显然是想当然的看法,经不起推敲。由于学界孤立地研究张居正,故把任命戚继光驻守边防、潘季驯治河等视为张居正改革的内容。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无人回答张居正改革的对象是六年的隆庆朝弊政,还是五十多年的嘉靖、隆庆朝弊政,抑或朱元璋以来两百年的弊政。 而认为张居正不是改革家的人,也是由孤立看待隆庆、万历之际政局所导致的。的确,就隆万之际皇位更迭而言,只是正常的父死子继即位模式,与明代其他时期的同类情况没有明显区别,不具备单独的变革条件,故不可能推导出张居正是改革家之说。综观他的言行,张居正的确没有提出全新的革新理念。孟森认为:万历前十年“有张居正当国,足守嘉、隆之旧,而又或胜之”(13)。黄仁宇说:张居正“只声称他的目的是恢复王朝创建者们的制度上的安排。这种姿态给了他一种合乎正统的气派,使他能够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对官僚机构施加压力以推动他的方案。实际上,由他主持的实现这一方案的办法基本上限于人事安排和靠公文进行管理”(14)。又说:“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张之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15)孤立地考察这些说法,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但由于他们是以基本否定或全面否定嘉靖政治并不承认嘉靖革新的前提下来认识张居正的,故大有商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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