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掉安排
    5月23日，按照礼部安排，麦德乐应前往礼部演习朝观皇帝的礼仪，但大使却认为有损于其荣耀身份而拒绝前往。在传教士的机智对应下，以大使已经十分熟悉中国礼仪为藉口推掉了这个安排。之后，在大使怎样递交葡萄牙国王信件给皇帝的方式上，双方发生争吵。按中国朝廷惯例，贡使应先将信件放在一张桌子上，由大臣转呈皇帝，但麦德乐要求按葡萄牙国王的指示，亲手将信件递呈皇帝。因为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沙皇大使伊兹迈诺夫（Leoff Vasilievich Ismailoff）觐见康熙时是亲手递交国书的。这件事在欧洲广为流传，被欧洲人认为是对中国的一大胜利。大使的坚决态度激怒了负责此事的皇太子，他向传教士指责大使固执和不识时务：“一到这里就挑起争端，今天就一张桌子的问题挑起争端，以此类推将没完没了”。
    雍正却极其和气地宽容了此事。26日谕令：按照大使的要求行事。当时处在雍正禁教时期，此事在传教士心中投下了阴影。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一方面在皇帝及大臣面前忍受训斥，使皇帝及大臣们明白大使的唯一目的是祝贺皇帝登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清醒地告诉大使，大使给朝廷留下好印象比他按预定计划行事要好，他们要求大使不要提及传教一事。
    争端再起
    这件事后争端再起，麦德乐要求坐八人大轿朝见皇帝，按中国礼仪，在京城只有皇子可以坐八人大轿。大使的过分要求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中国招致的只能是反感和拒绝。最后在传教士的调解下，麦德乐作出让步。尽管大使一再挑起争端，但雍正一直不改其盛情款待的态度。
    5月28日，麦德乐正式朝见皇帝。他在礼部官员的指引下，按照中国礼仪及程序，在太和殿对雍正三跪九叩首，与前两次使节基本相同，唯一区别是他亲手将葡萄牙国王的信呈给雍正，而这封信是真正来自葡萄牙国王的，前两次均是澳门或果阿葡当局假借葡萄牙国王名仪的代笔之作。仪式完成之后，大使发表了极为礼貌得体的演讲，陈述了葡萄牙国王对雍正的美好祝愿，并恳求雍正如同康熙一样与葡萄牙保持友好关系，关心和爱护居住在澳门及中国其它地方的葡萄牙人，“协调在澳门和中国土地上居住的葡萄牙人和中国臣民的关系”。随后，雍正与大使闲聊了一阵，气氛十分愉快，大使机智的对应与高雅的举止使雍正十分满意。他对大臣说：“这个人不错，很懂礼貌”。之后，麦德乐离开宫廷，完成了第一次觐见。在整个过程中，大使牢记传教士的忠告，没有提及教务，一个字也没有！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个多世纪后，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的谈判桌上，西方殖民者要求种种特权时的强霸之气焰。大使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又向人群大撒银币，以示阔气。 第二次朝觐
    6月7日，雍正在西山别宫第二次接见了麦德乐，大使将从葡萄牙带来的三十箱礼物奉上，
    4第三次朝觐
    6月13日，大使第三次朝觐雍正，此次是谢恩，随雍正参观各处花园。雍正依旧热情好客，只是不给大使畅所欲言的机会。数次大使谈及教务，均被雍正制止，这让大使迷惑不解，他不时地叹息：“如果他不让我为基督教说好话，何必如此款待我呢？”。〔14〕大使依照传教士的劝诫尽量地给朝廷留下好印象，同样热情大方地与中国官员接触、赠送礼物，在葡萄牙国王的命名日，宴请某部大臣佟老爷及留在公馆里接待他的官员。此外，严格使团纪律，使团无一人因可以自由在京城走动而到处乱逛，以免影响形象。在传教士眼中，麦德乐的确在北京留下了好印象，“他的一表人才，他的灵活技巧，他住处的井然有序，为他自己也为欧洲人在中国朝廷上下赢得高度的尊严”。〔15〕这已经是传教士所希望的了，但远没有达到澳葡当局的要求。
    5最后一次朝觐
    麦德乐最后一次觐见雍正是在7月7日，雍正把这次见面安排在圆明园。他以隆重的礼节款待大使，亲自赐酒一樽，并把自己桌上之食物赐给大使，这要是发生在五十余前萨尔达尼亚或本托·白垒拉之时，定会让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但此时，传教士小心翼翼地陪着大使，只求他不要再有半点差错就足够了。在这次会见中，大使重新提到澳门之困境，请求雍正保护澳门及爱护居住在澳门和中国内地的葡萄牙人，并将此旨意下召给广东官吏。雍正仍以其雍容大度的帝王气派应允下来，并赐给大使七个小玩艺。大使在请求雍正确定回国日期后便告退了。整个会见和宴会表面上充满着愉快的气氛，但双方都在掩饰着实质性的话题。雍正根本不愿提及传教事务，但只是为了显示其继承康熙善待外国人的传统，和其本人雍容大度的帝王风范，而摆出种种友好姿态。麦德乐牢记传教士的忠告，除了尽量维持葡萄牙的尊严及大使荣耀外，也只字不提传教事务，如同被薄纸隔开一样，双方都在极力扮演一种角色，一个不愿而另一个不敢去捅破这一层薄纸。在这种情形下，薄纸会慢慢变成厚厚的墙，把双方严实地隔开。雍正从维护自身统治稳固出发，铲除潜在的危险因素，使天主教在华突然中断，也使中国失去了大批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充当桥梁角色的传教士，直接造成清前期中西文化交往的中落。究其原因虽然并不能归于给雍正或其它某个君王的个人喜好或谋略，应该从更深层次的原因中探寻。但历史事实至少说明，雍正一味地强调“西洋人何裨益于我中国”的态度及驱逐传教士的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中国起到保护作用，而是将中国置于与世隔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