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明治时期（1868-1912）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基于此的对华政策，奠定了整个近代日本（止于1945年8月）对中国的认识和政策的基调。当然这种认识和政策并非从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也并非自始至终都呈现为单轴的状态。事实上，各个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试图从各自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观察以及各自的思想背景出发，对近代中国做出各自不同的阐释。就社会思潮而言，在明治中期（1885年前后）大致形成的既彼此乖离而又相互交错叠合的亚洲主义和“脱亚论”是最主要的两种主流意识。本文将着重探讨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荒尾精（1859-1896）的言行中所体现出的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以及政策主张。当然，亚洲主义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思想集合体，它本身也呈现出斑驳的色彩，但倡导以日本为盟主携手中国等东亚国家来共同振兴亚洲以抵抗欧美势力扩张大概是其基本的主调。而每当日本的利益与中国发生冲突时，张扬国权又是它的基本归宿。在这一点上，它与“脱亚论”可谓殊途同归。
    1862年，已经被西方打开国门的日本首次派出官方商船“千岁丸”号至上海，西方的强势和中国的积弱使同行的青年武士感到颇为震惊，《上海杂记》等所记录的中国人形象，大抵都比较猥琐、肮脏、贫弱，它标示着日本人对中国认识的视角已从早年的仰视逐渐转向平视甚至蔑视。
    此后不久，一批在青年时代曾有机会游历欧美并开始服膺西方文明的思想先觉们，出于对日本前途的考量，在导引西方文明的同时，开始将影响日本甚巨的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视作现代文明发展的负面因素，并对此发起了猛烈的抨击。福泽谕吉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认为“古代的儒教主义已不适合当今的时代”，①要予以摒弃。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又被法国击溃，福泽谕吉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明落伍的表现，“支那人迟钝，对于（西洋）文明毫无所知，近来虽有少许采用西洋之物，但仅止于其器之利用，对文明之主义如何则不加考问”，如此，“则对其进步已无法期望”。1884年12月，由日本方面培植的朝鲜“开化派”领袖金玉均（1851-1894）等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发动的政变，因中国方面的武力干预而导致失败，这使得福泽谕吉在感到愤懑的同时，对中国和朝鲜的“开化”已经彻底绝望，于是发表了引起后人瞩目的《脱亚论》，他在此文中宣称：“为今日之谋，我国与其等待邻国的开明来与其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与此脱离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亦不必因其为邻国而予以特别的顾虑，只需依照西洋人之做法即可。与恶友亲昵难免共蒙恶名。我等应从内心谢绝此等亚细亚东方的恶友。”②
    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中国依然是西边的一个庞大存在，它若要向外伸展，必然会触及到中国。同时在文化渊源上，日本毕竟与中国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维系，基于地理和文化上的某种认同和对于西方强势的危机意识，日清提携的思想也始终没有泯灭。在这样的背景下，1870年7月底日本派遣外务权大臣柳原前光一行出访中国，翌年《清日修好条约》签署，两国正式建立邦交。明治中期，日本一直有两种力量对中国怀有比较浓厚的兴趣。一个是军部，另一个是诸如九州南部等地方上的民间势力。
    1874年日本武力干涉中国台湾并获得了成功之后，向中国本土扩张的倾向便日益强烈。明治12年（1879年），刚刚升任参谋本部管西局长的桂太郎（1847-1913，后曾三度出任日本首相），提出向中国派遣陆军留学生的建议。所谓留学生的使命，主要是两项：一是在中国本土学习口语体中文（明治时期受过传统教育的日本人一般皆可阅读并撰写汉文）；二是待时机成熟时，便深入中国各地调查山川地貌和人文社会的实情，同时探察中国的军事情形。
    第一批被派往中国的青年军官共有11人，在中国逗留的3年中，分别深入派驻地邻近的内地作巡回调查，撰写了各类报告供军部的高层参阅。同年又募集军内和民间人士12人，作为陆军省的留学生被派往北京学习语言，在留4年。③
    除军部主导外，以九州南部为中心，一批因西乡隆盛等的反明治政府兵变而失败的在野力量，对政府主流醉心西洋文明的施政颇为不满，集聚乡党，兴办学校和报纸，主张联手中国等共同振兴东亚，抵御西方的侵入。这是一批政治上比较保守、具有国权主义思想的人士，明治中后期曾在中国舞台上颇为活跃的所谓“大陆浪人”，很多出自九州地区，这不是偶然的。
    基于中国对于日本的现实意义和两千余年的文化维系，在“脱亚论”声浪渐起的明治中期，主张与中国以及朝鲜半岛联手的人士在朝野也均有一定的势力。1878年，在明治政府的大佬大久保利通（1830-1878）的倡导下成立了第一个主张东亚联合的团体“振亚社”。1880年在宫岛诚一郎（1839-1911）等的发起下，主张“连冲我东洋，以振兴亚细亚阖州之大势”④的“兴亚会”（后改名为“亚细亚协会”）成立。1890年，从中国回来的白井新太郎等又发起成立了“东邦协会”，该组织虽也标榜东亚联合，但国家主义的色彩更浓厚，在其成立宗旨中说：“日本帝国当以东亚的先进为己任，对近邻诸邦的近况详加了解，以求自己的实力向外部扩张，并以此谋取在东亚地区与泰西诸邦的势力均衡。”⑤1898年又有汇聚了各路亚洲主义力量的“东亚同文会”的问世。
    活跃于这一时代的荒尾精，其一生的言行可谓比较典型地演绎了亚洲主义这一脉思潮的主要倾向。对其与中国相关的言行进行探讨，应该有助于深入把握这一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