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荒尾精对中国的认识和相关的政策建言
    荒尾精对于中国的认识，主要基于他本人长期的中国体验和“乐善堂”成员的各种实地调查报告，而他屡次提出的有关日本对待中国的政策建言，则基于他的中国认识和亚洲主义的意识。这些认识和政策建言，主要体现在他于1889年回国后的《复命书》、1894-1895年间的《对清意见》、《对清辨妄》和手稿《对媾和缔盟之鄙见》、由其策划的《清国通商全书》以及在各地的演讲稿、信函中。
    《复命书》分成六个部分，分别是“清国的庙谟”、“内治的腐败”、“人物”、“兵事”、“欧洲四大强国的对清政策”、“我国的对清政策”。（11）荒尾在文中首先揭示了对于一般日本人而言较为陌生的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所出现的新气象：“近来支那国势正稳步向前发展，呈鸷鸟磨砺其爪欲试一搏之势。”（12）文中认为，以左宗棠、李鸿章一脉为主导的洋务运动，已给中国带来了变革：“尔来锐意向边备倾注全力，其设施各地皆有可观者。举其大者，频频购求军舰，建筑炮台，训练军队，又延聘泰西教师在天津北京开设海陆军士官学校，在天津上海福建等地兴办造船所，并兴办电信学校。又在天津济南上海南京福州广东四川甘肃等地开建机器制造所，制作枪炮弹药刀剑等武器。……沿海一带及长江全岸，均已布设电线。……其海军之强，殆可雄视东洋。”（13）
    但在中国身居三年的荒尾非常清楚晚清中国的实状。他指出：“窃观清国内治之现状，已承二百余年之积弊，上下已达腐败之极，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建国之基础亦几近倾颓。……犹如积年之痼疾，已陷全身麻痹，肢体无法活动，仅以姑息疗法，只可防其浓溃而已。若不立即施行断然之处法，日后即便扁鹊再世恐亦无可救药。”（14）
    荒尾认为，中国最大的积弊，在于中央政府和各级吏治的腐败，朝廷中枢、满汉两族互相猜疑牵制，罔顾民众之疾苦，而各地贿赂公行，政府权威日益低落，直接导致的后果便是税源的枯竭和财政的危机，即使勉力开设了新兴产业，也因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而导致效果大减。“其弊如此，令人难以指望其事业之旺盛。”（15）
    就兵备而言，虽然武器已稍有改进，但兵法依然因循守旧，不改祖宗之法，军官上下，大都年迈，文盲者比比皆是，更遑论新式战术，而清国军纪之紊乱，更是积弊已深。
    在分析了英法德俄四国对中国蚕食侵吞的行径和策略之后，荒尾在最后的“我国的对清政策”一章中认为：“就清国地势而言，与我国不仅呈唇齿相保、辅车相依之势，且土地广大，富源丰饶，据亚细亚之中原，保有此，则足以在亚细亚称霸。若振兴清国，则足以制衡欧洲。故将来我国欲与欧洲对峙，若进而与其争衡，则非与清国形势结合不可；若退而防止欧洲之侵取以保国，亦非利用清国之地势不可。若清国一旦为他国所制，则我国形势亦岌岌可危，进而不得，退而不能，即我国亦将消亡也。故清国之忧，即我国之忧，此非手足之疾，实乃心腹之疾也。”（16）
    针对福泽谕吉的“我国只需自保安宁推进文明、以此与欧美诸国加厚交谊即可也”的“脱亚论”者的观点，荒尾认为：“盖邻国犹如邻人然，与我无利者必难以无害。其国之盛衰得失，皆间接直接与我相关。”（17）并进而指出：“日清实为辅车相依之势，故其大计则在于以互厚友义、同心一致来振兴东洋大势。而促进交通往来、繁荣贸易通商，不能仅靠政府一家努力，人民之间的频繁交往，方可次第巩固将来相互提携同心一致之基础。”（18）
    1879年日本不顾中国的反对，强行出兵征服琉球并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在1882年朝鲜的所谓“壬午军乱”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中，中日之间的利益冲突愈加白热化。明治日本的向外扩张，明显感觉到了中国的这一巨大障壁，当时日本的国内舆论中，不惜与中国一战的论调也甚嚣尘上，“清国虽大但兵弱力衰，以我数万之兵，即可将其一举颠覆”。对此荒尾认为：“清国虽弱，但近来海防大整，其军舰炮台，虽未必强于我，亦未必弱于我也。虽云兵非多多益善，然欲以我海军之力将其一举击破，果有确实之胜算耶？”（19）
    荒尾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不是用武力，而是通过贸易的方式来拓展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和势力，并以此来为日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故设立日清贸易商会实为对清国之第一手段。”（20）1892年费尽周折在上海开设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可谓是荒尾对自己对华认识和政策建言的一次最重要的实践。
    1894年7月，作为日本势力向海外扩张的必然结果，甲午战争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对此，日本举国上下几乎都陷入了狂热的状态。福泽谕吉认定这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21）两个月之后，日本在陆战和海战上均获得胜势，并攻占了旅顺。
    荒尾撰写于黄海海战日本获得胜势之时的《对清意见》和出版于甲午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时的《对清辩妄》，其基本论调大概属于“稳妥中庸”这一类。即便处于两国交战状态且日本已获胜势时，荒尾依然认为：“清国虽尚未摆脱固陋之积习，但以其国土之广人民之众，实乃宇内无比之大邦。其成败利钝，不仅事关日清两国之盛衰兴废，且足以左右英俄法德诸欧洲强国在东亚的均势。……振兴清韩两国，以此一新东方之局面，进而复兴亚细亚各已消亡之国，继而改变欧亚的趋势”，（22）乃当今之大计。但他同时认为，“我国乃东洋之先觉者，清韩两国之诱掖者，故应常执东方之牛耳。……应内盛殖产兴业，外盛交通贸易，长此以往，则宇内各海港，到处可见太阳旗飘扬。”（23）当时日本的一般舆论，如“脱亚入欧”论者，视中国为顽迷之邦，腐朽不可救药，但荒尾认为：“清国若能整理财政，将租税集中于中枢，则每年可得十五亿八千余万之岁入，以此扩充军备，水上可备百艘以上之艨艟，陆上可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貔貅，以理财致富观之，则地有无尽之财源，人有忍耐节俭之气魄，一朝全国布铁路，通电线，活用百般文明之利器，加之机械工艺之力量，其财力之丰富，更有几何？……余在此大声疾呼，告各位仁人志士，东洋之大事，唯日清两国同心戮力苦心经营一途而已。若失此一途，则茫茫大陆，只能任由欧西诸国宰割分食，假令我国幸而分得一杯残羹，然唇亡齿寒，遑论东洋之经营！”（24）
    出于这样的考量，荒尾主张在停战媾和协议中，不要对中国提出割地赔款的要求，若要求中国割地，犹如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强行占有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后遭法国人的长期嫉恨一样，中国人会对日本人愤恨不已，“我国要求割让领土之时，即为列国分食禹域之晓，我国领得一省一郡之日，即为清国四分五裂豺狼舞动爪牙之秋也。清国最终四分五裂、赤毛碧眼之异族跋扈中原之时，一省一岛之新领土，于我有何裨益？孤掌难鸣，只手难撑江河，东洋之大事，遂成烟云。”（25）至于赔款，中国国库已经枯涸，强行要求，乃是致中国于死地，最终也难以获得，徒留污名，招致清国朝野的怨恨，且为泰西干涉留下名目。（26）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暂且不论“脱亚论”者，出于他对中国实状比较深刻的理解，相比较大部分当时的日本人，荒尾对于中国问题的见解，较多地着眼于整个东亚的大局，这也是笔者将他视作亚洲主义者的基本理由。当然，他并非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中国的考量，其最终的出发点或归宿，还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日语称之为“国权”），这也是大部分日本亚洲主义者的基本特征。因此他在反对赔款和割让土地要求的同时，主张在媾和条约中列入三项内容，其一是“为确保朝鲜独立和东洋和平的稳定，须在渤海沿岸设置某一军港”，以武力的威慑来防止清国的不履约；其二是“宜以合适的方法来使清国国民知晓我国对清的真意”，以避免出现中国人对日本的憎恨和怨怼；其三是“修订日清通商条约，以使日本获得与欧美诸国同等的优惠权利”，（27）不然，日本在对华贸易上始终无法与欧美列强在同一平台上竞争。
    但在日本一片骄肆高慢的喧嚣声中，荒尾的见解，似乎未能引起日本朝野足够的重视，最后签署的媾和协议，依然对中国提出割地赔款的蛮横要求，其时的日本，已经走上了帝国主义的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