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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倾向(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复旦学报》 徐静波 参加讨论

四、结语
    对荒尾精的介绍和研究,在战前的日本曾经比较热闹,出版了《巨人荒尾精》等各色长短不一的传记,将其抬举为“巨人”、“我东方志士的北山泰斗”,(28)以褒扬他在所谓“大陆经营”上的功绩。但实际上,他最高的军衔也就是陆军大尉,可以称得上头衔的也只是半官半民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所长了。尽管他生前在军部上层和权力中枢内有不少人脉,但在日本朝野,他绝对称不上是一个显赫的人物。战后,荒尾精的地位有些尴尬,很少有人再提及他,甚至在论述战前亚洲主义的时候,他往往也被排斥在圈外(他甚至都没有成为“玄洋社”、“东亚会”、“黑龙会”等著名的所谓亚洲主义团体的成员)。在中国,此前对荒尾精基本上没有深入的研究,偶有介绍,对他的评价也完全是负面的。(29)而稍稍有些滑稽的是,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十周年而决定重新复刻出版荒尾精主要著作的靖亚神社祭主村上武则将荒尾精视作日中友好的先驱人物。(30)
    荒尾精的复杂性,其实正体现了亚洲主义本身的复杂性。竹内好(1910-1977)在为《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编的一卷《亚洲主义》中认为:“亚洲主义与扩张主义和侵略主义并不完全叠合。它与民族主义也并不完全叠合。当然,它与左翼的国际主义也并不叠合。但是它与上述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叠合的部分,特别与扩张主义相叠合。更准确地说,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亚洲主义是作为从明治维新革命以后的扩张主义内部产生的一个果实而诞生的。但是扩张主义并未直接催生出亚洲主义,而是扩张主义催生出了国权论和民权论,以及此后的欧化和国粹这两种对立的风潮,再由可以称之为双胞胎的这些风潮的对立中产生出了亚洲主义。”(31)话说得有些拗口,意思却比较清晰。日本近代史上,从民权论出发,最后演变成国权论者(或带有其倾向的)可谓比比皆是,德富苏峰(1863-1957)是其典型的代表,以启蒙思想家著称的福泽谕吉和中江兆民(1847-1901)的晚年也带有明显的国权论色彩。
    19世纪西洋势力在东方迅速展开,“脱亚论”者主要看到了文明的先进性而对其持欢迎态度,亚洲主义者主要感到了它对东方的压迫性并由此而产生了反抗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但绝大多数亚洲主义者并不否认西洋文明中的合理性)。“脱亚论”者服膺其文明的先进性而不惜摒弃自幼熟识的以中国古典为代表的东亚传统思想,(32)而亚洲主义者则在儒家经典的浸润中萌发了东亚一体的文化连带感。但元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觉得经过三十年左右的维新,其整个国力和社会的发展程度都在东亚邻国之上。不同的是,前者决定脱离落后的邻国而与西洋诸国为伍,进而成为在世界上叱咤风云的强国,而后者试图以日本为盟主来联合或改造并掌控周边的邻国,以一个变得强大的东亚世界来与西方抗衡,以此来赢得日本对整个东亚的主导权。虽然途径不一,但旨归却是相同的。荒尾的言论中屡次使用了“唇齿相保、辅车相依”这样富有温情的词语来描述中日彼此的关联,这里我想没有任何作秀的姿态,而主要是出于内在的文化认同和地缘政治的考量。从上述我们对荒尾的言行考察中可看出,无论是他与中国相关的实际活动,还是他的《复命书》和《对清意见》、《对清辨妄》等建言书,都体现了亚洲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政治实践的复杂性。
    荒尾整个与中国相关的言行,体现了相当一部分亚洲主义者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从中透现出明治时期日本人对华认识和政策的一个重要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今天日本人的对华认识和政策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收稿日期]2011-07-14
    注释:
    ①福泽谕吉:《儒教主义》,1883年11月19-21日《时事新报》。《福泽谕吉全集》第9卷,东京岩波书店,1960年,第273页。本文所引用的日文文献,均为笔者直接译自原文,所有原文中出现的对中国的称谓如“支那”、“清国”、“中国”等,一切悉照原文,以存其历史原貌。
    ②福泽谕吉:《脱亚论》,《时事新报》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9-240页。
    ③据《对支回顾录》(下)中的相关资料。耐人寻味的是,虽然煌煌两大卷的《近代日本海外留学史》(渡边实著,东京讲谈社,1977-1978年出版)也记录了明治时期军部向德国、英国等国派遣留学生的详情,但上述派往中国的两次却只字未提。也许著者也觉得这算不上纯粹的海外留学。
    ④《兴亚会公报》第一辑,1880年。此处引自安藤彦太郎:《中国語と近代日本》,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第18页。
    ⑤大学史编纂委员会:《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社团法人沪友会,1982年发行(非卖品),第42页。
    ⑥有关荒尾精的生平以及与中国有关的活动,本文主要参考了井上雅二著《巨人荒尾精》(左久良书房,1910年),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对支回顾录》(下)之《荒尾精传》(东亚同文会,1936年),黑竜会编纂《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第21章《荒尾精と根津一》(黑竜会出版部,1933年),村上武著《荒尾精略历及ぴ解说》(靖亚神社先觉志士资料出版会,1989年)等。
    ⑦对支功劳者传记编纂会编:《荒尾精传》,《对支回顾录》(下),第463页。
    ⑧有关荒尾津的传记大抵均如此记述(也有称支那课),但据大江志乃夫所著《日本の参谋本部》(中央公论社,1985年)一书,当时的日本参谋本部所设置的机构,主要为管东、管西两局和总务课,附属诸课有地图课、编纂课、翻译课、测量课、文库课,并无支那部或支那课的设置。1882年增设海防局,海防局下有否支那部或支那课,暂时不详。但上述诸课,负有调查国外(当时主要是俄国)地理政志的任务,对于中国的调查,主要局限于沿海地区(据该书第35-36页)。
    ⑨黑竜会:《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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