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川博山农民抗粮运动是刘德培领导的淄川、博山的农民抗粮运动，自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二年（1863年），历经3年之久。
    中文名  淄川博山农民抗粮运动
    领  导  刘德培
    时  间  1860年至1863年
    类  型  农民抗粮运动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领导农民起义，太平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江南，北方农民遥相呼应，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山东省青州府淄川县刘德培领导的淄川、博山（今淄博市淄川区、博山区）农民的抗粮运动，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刘德培，字雪田，后改称春田，山东省青州府淄川县城关开河村人，出身农家，自幼聪慧过人，好学上进，10岁时便在贡生林佶主讲的般阳书院肄业，“县试名列前茅”（《刘德培记略》），稍长便攻读孙武兵法，自学用兵之道。因无意仕途，就当起了私塾先生。刘德培为人刚正不阿，深得乡人尊重敬慕。乡民有难断不决之事，多找其商议，请其排解或出谋划策。
    咸丰末年，清朝官府和地主豪绅残酷压榨盘剥农民，肆意征敛。农民在交纳漕粮时，还要再交纳所谓的“浮漕正耗”，作为京城各官仓和漕运中的损失补偿。这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更有甚者，各地贪官污吏趁机盘剥，农民交漕粮两石四五斗，只顶一石。苛刻的赋税，使本来就饥寒交迫的农民雪上加霜，更难以维持生计。淄川知县多仁，更是贪婪无比，他在全县实行“超合成升”税赋制。所谓“超合成升”，就是把漕粮的“撮”、“合”零数都凑成“合”、“升”，“见撮成合，撮合不分”。此外，还设有名目繁多的钱粮赋税。
    咸丰十年（1860年）秋，淄川县衙贴出告示征收漕粮，民众愤愤不平，聚起闹漕。刘德培便挺身而出，为民众拟呈文，张贴各村，提出“减粮”和“纳粮不纳钱”的要求，并准备带领民众到县衙与知县多仁讲理，因事泄，刘德培被捕入狱，遭严刑拷打。刘德培宁死不屈，据理抗争，被判极刑，待来年秋后问斩。民众不服，联名上书县衙要求保释刘德培。多仁怕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便派解差将刘德培解往济南府。途中，解差被刘德培的好友亓风林（博山县福山北麓亓家坳人）重金收买，行至历城县东南40里的韩仓时，刘德培便“趁机逃脱”。后隐藏于博山县亓家坳亓风林家中，秘密进行串联，招贤纳士，积聚力量，准备组织起来再次抗漕。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九日，是博山县城东90里外的福山观音寺庙会。福山建有石寨（今为博山区池上镇所辖），刘德培便在庙会上向人们宣传反清抗漕的政治主张，号召农民联合起来抗漕，农民群起呼应。时逢乡吏提棍在庙会上征漕，更加激起了众怒，在刘德培的带领下，众人一拥而上，当场将乡吏打死，接着刘德培又带领民众到山下打开韩庄、池阜、杨家庄（今均为博山区池上镇）等村几家大户的粮仓救济贫苦农民，这便是刘德培领导的“九九”福山抗漕运动。
    “九九”福山抗粮运动前，捻军在淄川、博山邻县活动频繁，封建统治者十分恐惧。淄川县知县多仁便急令四乡成立团练，以借民团力量抵御捻军。刘德培也趁机成立了“信和团”，自任团长。不久，“信和团”便发展成一支数百人的队伍，随即从亓家坳迁到福山的山寨里安下大营。“信和团”反清抗漕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刘德培为了扩大义军的力量，使义军成为英勇善战的队伍，便四处求贤，礼贤下士，曾三请吴政父子。
    吴政，福山脚下杨家庄人，为人耿直，自幼习武，熟知用兵之道。吴有4个儿子，个个虎背熊腰，在吴政的教导下，都学有一身本领，一人出阵，数人不敢进前。吴政在李家庄镇上（今博山区池上镇）开了一处酒店，买卖十分兴隆，借酒店结交英雄豪杰，对官府横征暴敛亦十分不满。刘德培登门拜访吴政，请吴氏父子“出山”共同反清抗漕。吴之四子听信流言，认为刘德培的义军是一伙流寇，不肖与其为伍。刘苦口婆心再三劝说，申明大义，反复讲明“信和团是农民兄弟自己的组织，是反清抗粮，反对贪官污吏，保家安民的组织，如有贼寇来邑骚扰，信和团定会全力抵挡，将其赶出邑境”。吴政父子不以为然。吴之四子冷笑说：“你们挡贼？怕是当贼吧！”刘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起义军的大义，吴政性情暴躁，听得不耐烦，按捺不住，就给了刘德培两记耳光。刘德培不仅没有动怒，反而笑哈哈地说道：“吴先生不必生气，有话好说，何必如此！”说完弯腰从地上拣起被打掉的毡帽拱手施礼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