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戊戌政变后“军机四卿”被捕的时间，近代以来的私家著述记载不一。学术界多以清宫档案和官文书为主要依据，认为他们与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人一起均被捕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1898 年9月24日）（注：关于“军机四卿”被捕的时间，《康南海自编年谱》言四人均被捕于初九日；《戊戌政变记》言谭嗣同被捕于初十日，其他三人被捕于初九日；肖一山《清代通史》则言四人均于初十日被捕。对此，林克光先生在《戊戌政变史实考实》一文（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中指出，对于参与变法诸人被捕的时间， 似应以清宫档案和官方文书记载为准。据《清德宗实录》卷426 记：“（八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奉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又据戊戌年八月十一日刑部尚书崇礼等奏案情重大请钦派大臣会同审讯折（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档案材料，亦提及初九日步军统领衙门奉上谕“将张荫桓等七人悉数拿获”，并于初十日解送刑部之事。因此，林克光先生认为，慈禧是初九日下旨令步军统领衙门拿张荫桓等人的。因为此七人均未逃匿，故该衙门当天即将他们“悉数拿获”。此外，台湾学者黄彰健也持此说。）。然而，新披露出的一些材料表明，“初九日被捕说”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其中也涉及到分析和利用有关档案史料的问题。
    一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收有近人魏允恭于戊戌年八月初八日（1898年9月23日）致汪康年等人的一通密札。 札中自称亲眼目睹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三人被捕的情形。现将该札内容摘录如下：
    “穰、敬、仲公同鉴：前昨连发三电，收到否？……初七日前所发之信，一一均收到否？……（康）南海系奉太后密旨拿问（密旨中有‘结党营私、紊乱朝政’八字），适隔晚赴津，闻有获住之说。幼博（康广仁）已交刑部审讯。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闻避往他处，此新政中至新者，其余外间传说纷纷不一。有谓此四人拟上条陈，请更服色殊器械者；有谓党南海者；有谓幼博在刑部诬攀百数十人，此亦在内者。总之，昨日上谕有‘门禁森严’等语，则幼博等人入内办事之说不为无因。慈宫震怒，究不知何人传递消息？且近日严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是以新政诸人咸怀股慄，激则生变，时局正多反复，杞人之忧，正未艾耳。……敬颂台安，弟名心叩。八月初八日（八月十七日到）。”（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3115-3116页。）
    此札是魏允恭写给上海《时务报》馆汪康年（字穰卿）、曾广铨（字敬贻）和汪诒年（字仲阁）三人的。魏允恭（1867-1914年），字蕃室，号让吾，湖南邵阳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时，曾一度充任该报英文译事曾广铨之笔述。戊戌维新后期，被两江总督刘坤一保荐经济特科，于是年七月十二日（8月28日）到达北京。 魏氏抵京时正值新旧斗争尖锐，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之际。他受《时务报》之托，多方打探朝局变化的消息，及时电告或函告上海报馆，充当了《时务报》耳目的角色。此札即是魏氏向汪康年等人通报消息的函件之一。
    该札写于八月初八日，汪康年于八月十七日方才接到。从其内容看，反映的主要是八月初六日后慈禧捕拿维新人士的情况。其中难免有一些传闻和臆测，但所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被捕于八月初八清晨则完全可信。因为他们被捕后，魏允恭曾“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注：据魏允恭致汪康年的另一通函札（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114页）言，魏氏到京后，寄寓“南半截胡同工部李寓”，而谭嗣同寓居的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两条胡同南北相对，相隔不远。这恐怕正是魏氏得以现场目睹谭嗣同被捕并亲见谭与杨锐、刘光第“登车”而去的原因所在。）。
    魏氏目睹的这一情况，与较为流行的“军机四卿”被捕于初九日的说法是相矛盾的。据魏氏言，初八日五更慈禧已有密旨捉拿“军机四卿”。而“初九日被捕说”则认为步军统领衙门是初九日奉谕旨逮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军机四卿”的。显然，弄清慈禧下达逮捕“军机四卿”命令的时间，是确定他们被捕准确时间的前提和关键所在。
    二
    许多材料及后世学者的研究表明，慈禧下令搜捕“军机四卿”等维新人士是在八月初八日，而非初九日。
    在近些年对戊戌政变史实的考证和研究中，由于学者们广泛利用了清宫档案，从而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以讹传讹的旧说法。其中对“慈禧初六日训政并非袁世凯告密直接引发”的论证尤具代表性。实际情况表明，慈禧获悉袁世凯告密消息是初八日清晨，而不是初六日训政之前；袁氏告密的直接后果并不是导致慈禧宣布“训政”，而是引发了她对“军机四卿”等维新人士的大肆逮捕。对此，台湾学者和大陆学者观点基本一致，并都对此做了严密的考证（注：可参阅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年版）；孔祥吉《关于戊戌政变二三事之管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林克光《戊戌政变史实考实》，《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 期。）。
    既然初八日清晨慈禧已知康、谭等人的“围园”密谋，为何迟至初九日才下旨逮捕谭嗣同等人呢？这正是“初九日被捕说”无法解释的一个谜点。就当时事态发展的急迫性以及慈禧本人性格和心境而言，决不会推迟捕拿行动的。对此，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言：“八月初八日，皇上率百官恭贺训政。……时太后已接北洋袁世凯出首告密之事，追问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谭，否则立受廷杖矣。当即饬下步军统领捕拿张荫桓、徐致靖及新进诸人，禁皇上于瀛台。”（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一），第348页。）这里所谓“新进诸人”， 即指“军机四卿”。
    维新官员张荫桓事后的回忆也为慈禧初八日下令捕人提供了佐证。《驿舍探幽录》记述张荫桓戊戌年八月十九日回忆自己被捕的情况时云：
    “初八日辰刻，提督崇礼遣翼尉率缇骑至我宅，邀我赴提督衙门接旨。……抵提督署，各官均未至，坐数时，天已暝，仍无确耗，遂令人取行李住一宿。次日（初九）有旨拿交刑部审讯，（初十日）入监住。”（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丛刊（一），第488-489页。）
    张荫桓在政变后被革职遣戍新疆。《驿舍探幽录》是负责押解张荫桓的官员王庆保、曹景根据与他的数次谈话内容整理成的一篇文献。张荫桓的上述回忆表明，尽管清廷是初九日才正式颁旨对其宣布“革职”“审讯”的，但初八日清晨他已被以“接旨”为名诳至步军统领衙署（提督署），实际上已遭到监视。可以肯定这是奉慈禧的旨意办理的，否则步军统领是没有资格对一位现职二品官员采取这种非礼待遇的。换言之，初八日清晨慈禧已决定逮捕张荫桓。可见，慈禧确系初八日清晨谕令搜捕“军机四卿”等维新人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