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魏氏密札言初八日步军统领衙门未能捕到林旭。对于林旭被捕的情况，《郑孝胥日记》中则有较为详实的记述。
    郑孝胥（1860-1938年）字苏戡，又字太夷，与林旭（字暾谷）同为福建闽县人。郑氏晚年虽然追随清废帝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沦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但在戊戌时期仍不失为一位思想开明的进步人士。政变发生前，郑孝胥因湖广总督张之洞保举经济特科而奉旨进京预备召见。他于七月初十日（8月26日）到达北京，寄寓福州会馆。 郑氏抵京后，林旭频频造访，特别是七月十九日（9月4日）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后，曾向郑孝胥吐露了许多政情内幕。从《郑孝胥日记》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林旭被捕前最后的活动痕迹，也可以看到一些涉及政变真相的珍贵史料，现将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七月廿三日（9月8日），……暾谷来，余戒以慎口，勿泄枢廷事。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返馆，幼陵（严复）、暾谷皆来， 暾谷言，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又言杨崇伊纠合数人请太后再训政，且以‘清君侧’说合肥（李鸿章），又以说荣禄。
    八月初八日（9月23日），既寝，暾谷忽至，复起，谈良久， 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
    八月初九日（9月24日），晨起作字。闻街市传言， 有缇骑逮七人，即四军机章京，三人未详。……（林）怡书来，言有官员至其宅，言礼王传林旭面话，不及待车，步行而去。且云，宫中终夜扰动，发三电促荣禄来京矣。”（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册，第678-682页。）
    据林旭对郑孝胥言，八月初五日，慈禧令将七月二十日以来“军机四卿”签拟诸件统统检出，由她重新审阅。这说明，慈禧已不能容忍新政再继续下去，并剥夺了光绪帝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由皇帝超擢重用的“军机四卿”也开始受到冷遇。作为“围园”密谋的知情者，林旭已有惶惶自危之感。初八日深夜他与郑孝胥谈话时“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即是这种心情的流露。果然，初九日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令人至林怡书宅，“传林旭面话”。林旭“不及待车，步行而去”。此去即落入魔掌。林怡书（又作贻书）即林开謩，福建长乐人，与郑孝胥、林旭关系极密，时为翰林院编修。林旭被捕前一直“寄居开謩家”（注：曾毓隽《宦海沉浮录》，见《近代史资料》总第68期，第22页。）。所以当他被带走后，林开謩立即赶至郑孝胥处通报消息。因此，“军机四卿”中林旭确系初九日被捕的。《康南海自编年谱》言“林旭入直就缚”或许即指此事。
    四
    魏允恭致汪康年等人的密札以及《郑孝胥日记》都是原始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新材料证实，慈禧是初八日清晨下令搜捕“军机四卿”的，其中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三人于当天被捕，林旭则是初九日拿获的。
    那么，为什么现存清宫档案和官文书中找不到魏允恭所言初八日捕拿“军机四卿”的那道“密旨”，能看到的只有初九日宣布对他们“革职”“审讯”的谕旨呢？为什么以这道谕旨及其它相关档案史料为依据的“初九日被捕说”与史实会有出入呢？这些问题只有从慈禧在搜捕维新人士过程中玩弄的手段说起，才能找出答案来。
    慈禧捕拿康有为、康广仁与逮捕“军机四卿”的行动虽前后相继，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八月初六日派人捉拿康氏兄弟是慈禧与奕劻、刚毅等后党官僚经过密商后决定的，是与宣布训政同时进行的。事先他们已给康有为拟定了“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注：该谕云：“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见《清德宗实录》卷426。）。因康有为已于初五日傍晚离开北京， 结果步军统领只于初六当天捕到了康广仁。至于对“军机四卿”等人的搜捕则是初八日清晨慈禧突然接到袁世凯告密的消息后才匆忙布置的，凡涉嫌“围园”密谋或与康有为关系密切者均被列入了逮捕名单。鉴于康有为逃走一事的教训，在这次搜捕中，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沉着老练的慈禧采取了先封锁消息秘密捕人，然后再追查内情的稳妥策略。现存清宫档案和《清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中均未发现初八日这天有下令捕人的谕旨。显然，这次秘密搜捕是奉了慈禧的口谕（注：慈禧不经光绪帝面谕和军机处拟旨，直接向步军统领衙门“交派事件”，乃其特权。据《张樵野戊戌日记》言，戊戌年五月初五日左翼总兵英年曾奉慈禧懿旨（口谕）查抄张荫桓宅，步军统领崇礼因与张私交甚笃，遂“与之（英年）耳语，仍令候军机处旨意”。后经立山、奕劻等人从中斡旋，张荫桓才暂免抄家之祸。是年八月初八日，慈禧又令步军统领将张荫桓传至提督署监视起来。可见，慈禧懿旨（口谕）在行政效力上与上谕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具随意性。）。这样虽有违常例，却有利于封锁消息。据魏允恭言当时“严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整个搜捕行动布置得很周密，采取的办法也很灵活（例如张荫桓和林旭实质是被诱捕的），搜捕活动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了一天多。正因为如此，除后党核心人物和极少数象魏允恭这样的目击者外，局外人对初八日开始逮捕“军机四卿”等人的活动毫无知晓。待到“要犯悉数拿获”后，慈禧才于初九日发布上谕，正式对外公布消息。这是后党搜捕“军机四卿”等维新人士的真实过程。
    时人和后世学者将初九日谕旨习惯性的理解为清廷下达的逮捕令，这是“初九日被捕说”虽与史实不符却不易被人们察觉的症结所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初九宣布对张荫桓等人“革职”“审讯”的谕旨与初六日宣布对康有为“革职”“治罪”的谕旨意义完全不同。初六日谕旨是按正常程序，由军机大臣拟旨，对康氏兄弟立即实行逮捕的“逮捕令”，是在搜捕开始前下达的。至于初九日谕旨，从形式上看虽与前者相类似，实际上它只是对已捕在押人犯宣布“革职”“审讯”的公告，是在逮捕行动结束之后才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