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从古代到近代的社会转型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公开发表的书籍和文章中谈过，这里只想简单地说一下。近代社会取代古代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化是很多的。我想，其中最具有根本性、也最反映事物本质的，可以归纳为三条。
    首先，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又称自给自足经济，也就是自行解决衣食住行之所需，基本上不需要交换。这种以自我消费为生产目的的经济形态，注定是封闭和保守的，缺乏活力，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则以销售为生产目的，面对市场（乃至世界市场），并且处在竞争的环境之中。因此，它必须不断开发，不断创新，因而充满活力。
    商品经济在等价交换中形成了它的最大特征--自由。商品市场上的买卖双方、金融市场上的借贷双方、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双方，都必须有选择的自由、谈判的自由、成交的自由和签订合同的自由，否则就不成其为商品经济了。这些经营上的自由必然要求所有制的自由，要求取消古代社会因层层分封造成的有条件的等级所有制，实现无条件的绝对私有制。所有这些自由的要求还有个前提，那就是人的自由。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在意识形态方面要求人的自然权利即天赋人权的学说也就应运而生。
    其次，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特权。商品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契约社会，商业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常常以合同、协议或契约来体现。契约必须有法律效力，因而呼唤法制。人的自由权利也只能靠法律保护。所以在国家形态上，必须以国家代替国王，以民族代替家族，以法治代替人治，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替基于门第血统的等级特权。
    正因为如此，近代国家无论是否保留君主制，在本质上只能是代议制国家，实行分权原则，执政者靠选票决定。这也就是启蒙思想家们宣传的契约国家。
    最后，公民取代臣民。臣民是受制于人、效忠于人的。从国王或皇帝到诸侯或贵族领主，都是“天然尊长”。官员是臣，须效忠君主；百姓是民，既效忠君主又要效忠领主或直接的主人。在西欧，自从15、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建立后，忠君与爱国就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了，臣民只有效忠的义务，并没有自己的权利。在东方的许多国家里，这种情况就更早得多。
    公民的概念则是近代时期的产物。公民不从属于任何“主上”，而是社会上自主的一分子，对国家与社会既有义务又有权利，能够也应该参与国事。臣民转化为公民，也是人的解放。人的地位、价值、尊严第一次提上历史日程，是人类文明的了不起的进步。
    以上三点，用理论上的术语来说，就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成员这三个部分。当然，这只是从主流方面而言的，并不能涵盖社会转型的一切方面。
    第二，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按照多年来的传统说法，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只有两大类型：美国式的道路和普鲁士式的道路。前者是民主的自由小农经济，受到肯定；后者是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容克庄园经济，遭到谴责。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很确切。美国有其特殊的情况，代表性并不强。而且，这两种类型恐怕也不能代表一切国家。
    更全面地来考察，似乎划为三种典型更符合实际一些。第一是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这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以经营工业的方式办农场，农场主是资本家，劳动者是雇佣工人，为市场销售而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专门篇幅对此加以论述。这条道路与美国式的或普鲁士式的道路都不相同，又是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应该列为一种典型。第二是法国式的小农资本主义，或称富农经济。它比美国的小农经济更有代表性，在欧洲大陆易北河以西和北欧一些地区，情况与法国多有类似之处。第三是普鲁士式的容克庄园。它保留封建宗法关系的外衣，工资以“赏赐”的形式体现，实质上却深含资本主义因素。
    关于三种典型的具体情况，这里不作解释了。只有一点要说明，就是这三条道路的形成，都是历史发展的特点造成的，各自适应于本国国情，并非出于人为的设计。因此，也没有必要去评优劣，论是非。事实证明，这三种方式都分别促进了各该国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说到底，这其实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方面，研究这一问题，也就是探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是共同规律支配下的不同道路问题，这才是正题。如果扭到评比孰好孰劣上去，就偏离历史学的主题了。
    第三，关于近代殖民主义问题。在世界史学界，绝大多数人都有个共识，即人类文明的发展由点及面，到了近代时期，世界连成一气了，这是巨大的进步。只要稍加考察即可发现，世界连成一气的最初表现，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时间大体是在19世纪中后期。这个世界体系基本上是经由两条途径形成的，一是几个有影响的大国通过改革或革命步入了资本主义阶段，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数量大增，在国际力量对比中明显占了上风；一是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扩张的手段征服和统治（或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
    对第二条途径所体现出来的殖民主义行为，应有个正确的认识。殖民掠夺和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其罪行令人发指，必须予以揭露和谴责，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它的另一方面的作用也要给予客观的评价。我看还是要按照马克思的论断来认识这个问题。还在1853年，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就曾指出，这种殖民统治要完成双重的历史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样，“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 这是马克思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角进行考察而得出的结论。我看这对于整个近代殖民主义大体上都能适用。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改造世界的过程。征服是罪行，改造则是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第四，关于19世纪史的主潮流问题。国际国内史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19世纪的世界历史上，存在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股潮流交错的现象。这些历史潮流不仅是指意识形态方面，更重要的还是指当时的社会运动。其中，自由主义潮流就是指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和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势力对世界各地的冲击。
    过去有一种广为流行却不那么科学的观点，就是将第一个潮流与后两个潮流对立起来，似乎19世纪的主要矛盾就是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或者更为简单化地认为，从19世纪中叶起，社会主要矛盾已不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是在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欧洲，直到70年代，已发生的最重要的、能够改变社会面貌的运动，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斗争的对象则是封建制度或是工业革命前那种过时的上层建筑。俄国废除农奴制、英国的国会改革和其他自由主义改革、意大利统一、德意志统一、奥匈二元制帝国建立以及早一些的西班牙、那不勒斯革命、希腊独立以及法国七月革命与比利时革命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欧洲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地区了。
    说到工人运动，从主导方面看，当时还只能是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运动的辅助力量，当然是其中最激进的部分。至于民族主义，也并非仅仅是指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还包括欧洲民族振兴、民族自强的斗争，意大利统一和德意志统一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运动的表现。其中，亚洲的民族运动，即常说的19世纪中叶的亚洲革命风暴，其性质仍是古代民众反抗斗争的继续，并没有新的先进的纲领，领导者也都是农民领袖或者王公贵族。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19世纪史的主潮流是自由主义，是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道路。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向上，又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我们把发生在18世纪后半期的两个重大事件安排在19世纪史开端的位置上，就是要表明这个规律。这两大事件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它们开辟了新的历史方向。全世界历史的发展，就其文明程度来说是很不平衡的。我们发现先行者的足迹，展示后来的进程，这是应该采取的科学态度。
    第五，关于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类型。我们把19世纪最后30年左右的时期划分为一个阶段，根据是当时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或称科技革命）。这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由蒸汽时代发展到电气时代。电力能源、内燃机的使用和化学工业的建立，大大改变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与此相适应，在经济领域形成了垄断组织。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垄断为生产组织形式，以提高生产效率为谋利手段，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新的经济模式。这其实也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模式。
    这种飞速发展既使得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分野更为明显，如垄断集团、非垄断集团、工业集团、农业集团、工人阶级、科技人员等等，也使得普通人的素质较前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是由于生活大为改善和教育更加普及的缘故。
    利益集团并立，公民参与意识增强，是文明发展进步的表现，但是同时也使社会矛盾更复杂了，有时还相当尖锐。要保持稳定，就必须有调节机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各大国表现出了两种倾向。英、法、美等国走的是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它们实行政党政治，有更为健全的代议制度，各党派和公民个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新闻自由也较充分，因而使得各利益集团及公民个人能够经常得到表示其意愿和主张的机会与场合，也有发泄不满的渲泄口。每当大选之时，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自由竞选，胜者掌权，由得票多少来定夺。这其实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模式。
    德、俄、日等国则不同。它们的调节手段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普鲁士专制主义在统一后的德国广泛推行，主持者俾斯麦是个铁腕人物。俄国在农奴制改革后，沙皇专制的政治体制变化却不大，还不存在议会（杜马）制度，选举一事更谈不上。日本明治维新建立的是藩阀专制的政治制度，1889年开始的宪政，仍有浓郁的专制色彩，与西方的君主立宪制相比，差距是很大的。这种专制主义手段也能奏效于一时，并使这几个国家的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
    上述两类情况的出现，究其根源，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说，是由于英、法、美等国在转变为近代国家时都曾经历了一场较为彻底的革命。德、俄、日等国却不是如此，它们走的是改革的道路。日本的倒幕和维新虽也称为革命，但是少有群众参与，而且却打的是天皇的旗号，与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改革一般都是由原来的统治者推行的，社会转型了，政权却没易手，旧体制保留得就很多。一般群众因较少受到革命和民主自由意识的洗礼，多半还在接受原有的一套。因此，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在政治上还保留了专制主义传统。到20世纪初期，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德国和日本则由专制主义走向极端，成为法西斯国家。
    以上情况是从主导方面和相对角度而言的。并不排斥英、法、美等国也出现过暴力镇压的事件，也不说明德、日、俄等国与封建时代的绝对专制一般无二。但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并存则是事实。19世纪、20世纪之交，现代意义的经济模式与政治模式成型，表明世界历史近代时期的结束和现代时期的开始。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67、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