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单线论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必然的阶梯，资本主义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必须经由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东方社会同西方社会的发展存在差异，但自从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后，东西方历史发展便步入了共同的历史轨道，特殊性为共同性所消解了；东方社会被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过程伴随着灾难和苦难，但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这个历史代价只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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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受到了历史发展的挑战：一是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的失败，表明无产阶级在短时期内还不能在欧洲取得革命的胜利，而随后在德、美两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也没有引爆世界无产阶级的大革命，表明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社会调适能力，历史还在为其发展提供时空条件。二是原先并不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重视的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革命的条件日益成熟。据此，马克思改变了他关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革命时代马上就要到来的判断。1881年4月29日，他在致燕妮的信中说，在西方，对于人类未曾经历的最革命的时期，“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18）]；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判断东方社会革命马上来临。1877年9月27日，马克思致信弗·阿·左格尔时说：“俄国--我曾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材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前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早已成熟了。……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说能够活到这个胜利的日了吧！”[（19）]1880年1月10日，恩格斯致信威廉·李卜克内西时乐观地说：“俄国革命可能在今年爆发并且将使整个欧洲的面貌立即改变。”[（20）]世界历史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
    既然未曾经历资本主义典型发展时期的俄国，在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国家三位一体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由民族的、国家的、区域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那么，这就意味着，由资本主义如西方社会向世界历史转变这条道路就不是唯一的，也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道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存在着东方道路与西方道路的差别，即这种转变既可以是欧洲资本主义类型的，也可以是东方社会类型的。这样，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就由单线论发展为多线论了。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向前发展的一次巨大飞跃。这个转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前后阶段上的对立和矛盾，而是合乎社会实践发展逻辑地向前推进，是对科学学说的丰富。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单线论，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必然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科学说明；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由单线论发展为多线论，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社会发展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科学解说，从而在更广阔的时空上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前后两阶段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
    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由单线论向多线论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他们在解剖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基础上所得出的共产主义结论，只适合于西方社会。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结论，那就变成了伪科学的超历史哲学。
    1877年11月，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康·尼·米海洛夫斯基在《卡尔·马克思在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文章中说，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俄国只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然后才能获得社会的新生。对此，马克思在信中指出：第一，“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21）]在这里，马克思表述了与他在1853年6月《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不同的思想：先前他认为，历史转入世界历史，东方社会在这一进程中必将付出巨大代价；而在信中他则认为，东方社会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可以用最小的代价甚至是避免付出代价来换取历史的巨大进步，即可以不必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第二，他对把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的分析作为普遍的历史解说的作法，表现了极大的反感和愤怒。他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2）]马克思表明了他的理论立场，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方；东方社会有自己的发展特点，有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能用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套用东方社会。后来，他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强调，关于资本主义的解说，关于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更替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23）]。
    其二，东方社会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途径是，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指出，在东方社会，譬如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与阶段同西方不一样。它设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但不必从资本主义开始，然后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由于俄国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4）]。东方社会的现实发展趋向，是由其历史的规范性与社会特点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天然朋友，在农村公社的土壤上，可以建成共产主义大厦。“‘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发展方向的”[（25）]，从它的内部结构来看，它可以通向共产主义：土地公有制度也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成集体耕作；俄国土地天然地适用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把它们从小土地经济过渡到合作经济。因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6）]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新生的支点，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要变成现实，还“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27）]。
    其三，由于东方社会在向世界历史转变中，走着和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西方社会的发展是“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而东方社会则是在古代类型的公有制形式内直接进入到高级公有制，因此，必须利用“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样，农村公社就可以不必通过解除它的外壳，然后再建立一种新的高级的公有制形式，即“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28）]。
    通过对东方社会历史状况、社会特征和发展趋向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就获得了新的生长点：第一，东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同的道路，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西方社会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进入共产主义；而东方社会则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入共产主义。第二，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进程，而东方社会并不在世界历史进程之外，它是以农村公社为起点，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开始的。第三，世界历史进程分列为东西方两条线索，它们各自的进程，取决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不论如何，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都适合其历史进程，是它们所展开的世界历史运动的终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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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1.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批判地继承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观尤其是黑格尔世界历史观的成果，是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成果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符合历史逻辑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创始者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世界历史体系进行科学变革的伟大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丝毫没有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的旧痕。
    2.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单线论形态时，其着眼点在西方资本主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科学分析；当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表现为多线论形态时，其着眼点是横括人类社会，包容东西方历史，对不同历史特点、不同历史状况、不同历史发展模式的民族、国家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科学解说。
    3.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之一，是在世界历史层面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的论证，是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对人类历史行程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揭示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历史发展的世界性意义，从横向上包容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多彩性和规律性，它是在世界历史理论领域对社会形态理论的阐发。
    4.我们既不能把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全部内涵；同样，也不能把70年代以后的解说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前者着眼于西方社会，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后者着眼于东方社会，进行人类学的解析。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时，要把前后两阶段的思想联系起来进行动态分析和整体研究，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予以科学地把握。我们还应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社会在当代的发展结合起来，在当代世界发展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注释：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6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67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41页。
    （7）（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206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46页。
    （12）参见张奎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3）（14）（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72、73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6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9页。
    （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413-414页。
    （21）（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451页。
    （22）（23）（24）（25）（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268、439、326、269、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