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展望未来，不少史家强调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更有学者认为建立严谨、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是目前中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众人所关注的理论既包括通常所说的历史理论－－对过去的系统阐释，也兼指史学理论－－对研究过程的系统概括。的确，治史者不仅要沉潜书卷，钩沉索隐，钻研具体问题，还要更上一层楼，善于归纳总结一般性判断，构建对“过去”的理论诠释。这一工作并非一蹴可就，必定漫长艰辛，但对中国史学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设。
    理论源于具体研究，但又不等于具体研究的简单叠加，而是它的提炼与升华。不过，在中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一味追求“自力更生”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拿来、借鉴、消化与吸收“他山之石”始终是理论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史学上也是如此。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大量被介绍到国内，构成过去二十年史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回顾这些年来史学界对西方学说的译介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流派的历史哲学（如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的历史哲学）与各种新史学流派（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上。这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国内都作过程度不同的评介和探讨，中国史家对它们也有深浅不一的把握。近些年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以及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上能够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学的引入。但是，已有的成绩不能成为裹足不前的借口，我们的目光不应局限于西方的历史哲学与新史学，必须登高望远，关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动向，并与它们展开跨学科的对话交流，这是未来构建中国史学理论所不容忽视的。
    正如《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的作者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又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营养。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刺激，就不会产生西方新史学。因此，欲建立中国的史学理论，仅仅钻研作为结果的西方新史学远远不够，还须寻根溯源，追踪和把握促生新史学的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样不仅会加深对西方新史学的理解，也有可能带动中国史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即通过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直接对话，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生长点与突破口，而不必亦步亦趋地跟在新史学后面。
    广言之，古往今来指导史学记述与研究的理论绝大多数不是史家自身的创造，而是由哲学、科学或社会科学移植来的。长期影响古代中国史学的“五德终始说”便是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的发明；支配近代中国史学的进化论的首倡者乃是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若干“实证主义”的研究准则经过众多史家的实践已摸索形成，但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实证主义则是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提出，并由兰克系统输入史学，开创了统治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兰克学派”；马克思主义首先也是哲学理论、历史学中不过是加以一能够应用而已。如果说以往指导史学的理论多来自哲学的话，当前灵感更多地出自人文社会科学。二十多年前，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趋势眼下表现得更为明显，要提高中国史学的理论水平，创立系统的理论，必须认清学科相互影响的大趋势，争取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目前，随着大量现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国内人文社科的成长，学习与交流的条件已初步具备。
    90年代以来，不同背景、不同派别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纷纷推出中文版，翻译质量也不断提高，许多领域的大师级人物的代表作基本上多可以见到中文版。社会学中，马克斯·韦伯、涂尔干、齐美尔、滕尼斯、帕森斯、哈贝玛斯、吉登斯、布迪厄等的重要著作的中文版都已先后问世。人类学方面，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列维·斯特劳斯、格尔茨、萨林斯等的名著也已经或正在译成中文。经济学领域的译著尤为丰富，政治学也是如此。国际学界近一、二十年风行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领袖福柯、德里达、赛义德的巨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不错的汉译本。可以不夸张地讲，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一流学者的代表作，不能说全部，至少十之七、八，中国读者已经可以不必再费力阅读原著了，有的译本还不止一种。最近，汉译名著推出的速度越来越快，有些中译甚至与原著几乎同步上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即是一例。在名家名著全面登陆的同时，大量西方人文社科的主流教科书也系统引入汉语学术界，奉献了一批最新的入门级读物。时至今日，可供汉语学术界参考的学术资源相当丰富，这为中国学者，包括历史学家，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对话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在不断成长、壮大。不少学者已不满足于简单移植、套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正通过反思性地运用西方理论，逐步积累中国本土的研究，尝试依据中国经验与实践，寻求适用于中国的分析角度，归纳、概括出切合中国的概念与解释，探索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发展。近来一些学者着力探讨的“关系”问题就有望成为透视中国社会与历史的一个新视角，同样备受瞩目的“单位”问题也会成为认识当代中国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些不断涌现的新成果会为史家研究“过去”提供日益丰富的思路。欲建设理论的史学工作者应与人文社会科学家们携手并进。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条件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推动史学前进的现实力量，需要史家善加利用：通过读书、开放式的课程设置、跨学科讨论会、共同研究等形式，创造跨学科交流与对话的机会与机制，主动接触和掌握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吸收本土人文社科的新成果，形成不同学科互动互长的良好局面。
    从史学自身情况看，它的发展、理论建设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通过了解西方20世纪以来的历史哲学与新史学，摸清西方同行的新进展，反思自己的不足；其次，通过阅读有关著作与跨学科的交流对话，掌握西方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脉络与主要学说，并进一步反观自己，认清自身研究的问题，同时，通过与本土经验的对照，明晰西方学说的局限性，探索适合中国的分析角度、理论框架；复次，在第二阶段积累的基础上，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与实践，提炼中国人的理论概括，形成各种关于本土的系统解释，贡献于世界学林。
    经过20年的努力，第一阶段的工作成效显著，目前重点应转到第二阶段。要在这方面有所收获，20年也许还不够。风物长宜放眼量，只要史家开阔视野，坚持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流合作，不管前面遇到多少困难，这一目标迟早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