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通识与智慧因所处历史条件及最高统治集团的群体素质均不能与魏徵相比拟，故其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并未产生与之相适应的重大作用。尽管如此，因《通典》一书作为贯通的制度史专书及其丰富的史论，它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结构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在当时已经受到政治家们的高度重视。与杜佑同时代的人们评论《通典》说：“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李翰：《通典》序）“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呶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见《唐文粹》卷68）清代乾隆皇帝从治国安邦的角度高度评价《通典》说：“观其分门起例，由食货以边防，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设官以治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重刻通典序》，见《通典》附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从这些评价来看，可知《通典》一书在“经邦”、“致用”方面所蕴含的历史智慧是非常丰富的。
    杜佑以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而司马光的通识则主要反映在他提出了史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强调指出的：“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哪些史事“关国家盛衰”？哪些举措“系生民休戚”？这是司马光向自己提出的大问题，也是他留给后人阅读《资治通鉴》时应当着重思考的大问题，而智慧就蕴含在这些大问题之中。此外，郑樵的《通志·总序》对“会通之旨”“会通之道”的阐发，以及他对《通志·二十略》的论述与撰写，表明他在理论上和知识结构上的通识，其中自亦包含着学术思想上的渊博与睿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序》中提出了“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两个历史命题，正是他的“通识”的一种反映，如无贯通的思考与见识，是不可能提出这样重大的历史命题的。那么，何以“不相因”？何以“实相因”？切切实实回答这两个命题，或者这对两个命题作合理的辨析，也正是提炼历史智慧的过程。
    清代史家王夫之在解释他所理解的《资治通鉴》的“通”的内涵时写道：“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14页）在王夫之看来所谓“通”，包含着治国、治民、治军、治身、治学及人生价值观等，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通识，自亦包含着与此有关的见识与智慧。
    通识是通向智慧的路径，中国古代史学家多倡导通识，反映了他们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重视历史智慧的凝聚，以及这些经验与智慧在现实历史运动中的价值。不论是从学理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这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发掘、梳理和阐释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