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史学走向边缘化
    史学在古代中国是最辉煌的学问。中外学问的传统并不相同，如果说古代西方学术以哲学为代表，巾国就以史学最出众，因为史学在中国是最古老、最神圣的学问，其资料积累的丰富和翔实可以独步世界史坛。
    近代思想家郑观应说：“千古纲常名教，经济学问皆从经史而出，悉数义所生。”经史著作被尊为经典，受到人们的崇拜，左右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是以经学为代表，这无异说是以史学为代表，经史不分是为古人治学的传统，清代章学诚就以“六经皆史”说揭示了这一实质。所以古代中国在各种学问中以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中国也最受朝廷的尊崇，领衔史官的往往是宰相级的人物和最有威望的大儒。古希腊、罗马可以随时随地讨论学问，站在路边演讲，听凭众人围观，因此有人干脆称之为“广场哲学”，而在中国讲史论道则要焚香、叩头、行大礼，主讲者端坐上方，听讲者毕恭毕敬，讲坛犹如神坛。
    正因为如此，对治史者要求甚高，首先要有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好恶而褒贬扬弃。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对历史的见解不妨见仁见智，但保持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治史者的道德操守。史官是被朝廷任命的官员，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听命于朝廷，为君主服务，是史官的职责，但在信仰上可以从道不从君，道在君之上，不必事事遵循君主的指令，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因而对君命有所距离，为此有人不惜献身亡命，所以传统史学虽为御用学术，但却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独立性在封建社会并没有制度保障，却为道义所标榜，受到读书人的推崇，这是中国史学传统的荣耀。
    如今的中国，史学已从学术中心位置边缘化，表现在下列方面：
    首先是史学的公信力在下降，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点，史书失去读者的信赖是史学的一大悲剧，这是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巾步履维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流行一句话，“解放了的哲学，繁荣的经济，活跃的文学，沉默的史学。”实际情况是，伤痕文学一马当先推动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哲学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经济学界阐明市场经济理论，推动计划经济的改革。史学较之文史哲三界，明显滞后。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天津一次会上有人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怀疑，被告了黑状，遭受批评，其他可想而知，说是沉默的史学，正是少有作为的写照。
    史学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遭受破坏最严煎，当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化也随之变迁，表现在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史学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在转型中一度走向歧途、举例说，“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烧古书，毁文物，史学工作者失去家园，专家学者被打倒，史学界一片凋零。曾几何时，到批林批孔运动中，史学又成为最红火的学科，人人都批孔，人人读史书，各种古籍、史学读物层出不穷，出版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空前绝后，正常的社会，并不需要兴起全民学历史的高潮，这一繁荣是不正常的。
    几十年来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至今是无人不晓，三十年前有人说吗？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8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国民政府迁鄙重庆，南京防御失败”，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历史教科书中只字不提，真相又在哪里？一直到1979年承认国民党抗日了，这件事才浮出水面，现在又是建纪念馆，拉警笛，搞得热闹，从1949到1979历史被掩盖了30年，被误导了两代人，历史学家的良知何在？又有谁来负这历史的责任，有人推断，这是想隐瞒同民党抗日的事实，因为承认南京大屠杀，就要承认南京保卫战，这恰恰是国民党领导的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我们历史学家的悲哀，对民族救亡尚且如此，其他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又有多少？虽然古代史远离现实而幸免这一遭遇，但同为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这不是某一时段的问题，而是对史学公信力的严重损伤，史学界要重建诚信，必须说真话，非有大智大勇不能澄清真相，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
    史书的信誉在下降，而戏说历史的各类书籍、讲坛却受到读者的欢迎，愈来愈兴旺。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和内容的变化，在市场上走俏的如《明朝那些事》《历史是什么玩意儿》《一个都不正经》等等几乎都是非历史专业者所撰写。史学的作者从史官、学者，到非专业作家，是述史主体的大变化。这些业余作者之所以拥有专业史家所不能拥有的广大读者群，是因为所述的内容具有颠覆性。从来史家说什么都要有证有据，是史家的意见都要标明，如太史公日、某某传、注、著等等，都是对历史的实说和点评，讲究的是历史真实性和启示性。即使明清时代的讲史，带有演义性，但其伦理说教仍然不脱正史的价值。如今不然，讲史巾有自说自话的，戏说的、臆说的，在中央电视台讲宋史的宣称自己是在“玩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并不在乎什么史实不史实，只要读来解闷、解气就是好！史学本是一门记实的学科，容不得掺假和矫情，古代一些史家为秉笔直书，送掉性命的大有人在。娱乐渗入这门学科，真可算是娱乐至死了，可死的不是娱乐，而是史学的严肃性和真实性。这是专业史家难以认同而又无可奈何的现象！
    对此也要有所理解，对历史的嬉笑怒骂是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的表述方式，在《明朝那些事》中有一处讲到朱元璋，说到他一上台，就来个文化大革命，杀功臣！观众一看就乐了，其实引起读者兴奋的不是朱元璋，而是文化大革命，这是因为讲“文革”有禁忌，只能借历史来比喻，如果对“文革”能畅开胸怀来批判，人们也就不稀罕以朱元璋说“文革”了。由此可见，如果言路畅通，读者能随意评头论足，又何须转弯抹角来议政呢？到那时此种讲坛也就火不起来了。求真将再度成为人们读史解惑的追求，学历史的要比常人更胜一筹的是，要持有历史的眼光来解读现实中千奇百怪的现象。
    二、史学功能在变迁
    如今的中国，辉煌一时的史学已经光辉不在，无可奈何花落去，面临的是被解构，所谓解构是史学的主题、宗旨和功能的全变化，由此相应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其变化波及面之大，来势之迅猛，足以颠覆传统史学，这种解构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却是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最早的史书《尚书》，大都为训诰誓命之词，这是史官用来沟通上帝与天子的对话，史与巫不分，写史的被奉为神人，史书有神谕的性质。尚者，上也，是上帝之书，阅史者主要是天子，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向臣民宣示，其威权之重，凛然不可冒犯。
    春秋时期中国出现第一部编年史《春秋》，这是孔子记录的鲁国兴亡史，史书从此从记神事走向记述人事，《史记》、《汉书》都承继这一传统，由于纪传体，本末体的问世，与编年体合称为中国传统史学演进历程中主要史书的三大体裁。这三大体裁使古人对事件和人物的记述更为完整和准确。《资治通鉴》阐明史书的价值在于“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一语道破，史书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的经验，为一姓王朝服务，史书成为君主、官员、士大夫治国理政的教科书。
    20世纪初是中国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由梁启超揭橥而起的新史学，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将平民百姓推向历史的前台，史学研究中心转移，是中国史学前所未有的大转型。西方在20世纪末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号称大文化史，成为一大流派，中国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已提出这一主题，遗憾的是由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这一愿望并未真正付诸实现。
    建国后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史学再次沦为政治的附庸。上个世纪史学界叫得最响的口号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进而又提出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所谓史学的“五朵金花”即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问题，虽然有其学术价值，但又都有强烈的政治性，所要阐明的是共产党的基础理论社会发展史，即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由此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这可视为“资治通鉴”的现代版，只是内容从帝王将相为主变为以农民战争为主。不同意见者如尚钺、傅筑夫、孙祚民都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遭受批判，以政治暴力扼杀了讨论的学术价值。史书从为帝王的诏谕训示服务到为共产党的政策服务，这就是60年代风行的“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由于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目的决定方式，其思维习惯、文本表述以及选材取料等手段大同小异，肇致内容的枯燥和贫乏化，凡是写农民领袖的几乎千人一面，写到失败处都要带一笔农民局限性云云，从先秦到清末一种格式，上下几千年，皆可挪用，简单化、标签化成为挥之不去的通病。史学界的前辈范文澜、翦伯赞等对这种倾向都有所批评，但都难以缓解。问题在于为无产阶级政策服务，是高压在史学工作者头上的大山，人人都是螺丝钉或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史学就跟向哪，要歌颂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就成为热点，“文革”前17年以太平天国文章最多，3000多篇，居各类论文之首。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化史、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书从干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史学走向民众，促使史学著作从少数人阅读变为大众读物，这是方向性的大转移。
    由此可见，史学功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已经发生变化，史学被推崇为神谕，是在神权时代；被认为是资治通鉴或政治教科书的，是在皇权时代。代代相承的小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前人经验就是后人的轨迹，人们匍匐在祖先的足下，亦步亦趋，事事按祖制办事，问有革新也要打着法祖的旗号，即使至尊至贵的君主发号施令，也得标榜来自祖先的训示。代代相因的社会造就尊祖敬史的社会心态，治国理政只要效法祖先，就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凝聚效益，因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不论这句话行得通行不通，都反映小农经济形态中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记载前人业绩的史书自然奉为经典，遇有重大决策无不要从史书中找依据。维护统治的，夺取政权的，革新的，保守的都要寻找历史依据，在史书上做文章。西汉的统治者崇奉今文尚书，篡汉的王莽就抬出古文经；反对新政的司马光效法《春秋》，王安石就攻击《春秋》是“断烂朝报”。士大夫们以史教为楷模，攻经读史，谋求攀升，史书成为政治斗争和跻身仕途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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