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是和郭沫若并称的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郭沫若于1929年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证明中国并非“国情特殊”，中国社会同样经历了人类社会普遍经过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加上郭老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的成就，因而确立了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卓越奠基者的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要求回答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在中国表现为怎样的具体形式，即推进到如实地、深刻地说明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二者的结合。三、四十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此作出了坚韧的努力，范文澜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他进行了系统的通史研究，先后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远古至五代十国），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还有他的出色的经学史研究和在史学理论上的建树，因此当之无愧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杰出开拓者。
    巨大的影响成功的道路
    抗战以前，范文澜即是著名的大学教授和国学家，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及河南大学任教，并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到达延安以后，曾任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并先后著成《中国通史简编》（上下册），及《中国近代史》（上册），从此他便成为党内在历史学方面的出色代表，享有很高的声望。建国后，他除了创办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并任所长外，还担任了以下重要职务：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持史学会日常工作；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在中共八大和九大上，分别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而他精力之所专注，乃在于《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重写工作，前后历一、二十年，至1965年为止，先后修订完成第一、二、三编（远古至五代十国），分四册出版，共约110万字。《中国近代史》（上册）也经过反复修改，至1956年印行了第9版，约30万字。 范老的历史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出版后，各个解放区多有翻印，在国民党统治区虽然遭受特务的禁止，但1947年也在上海印行，因而成为广大干部、战士、爱国青年及人民大众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读物。《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四册累计印数达数百万册。《中国近代史》（上册）仅1961年北京一次印数就达3万册。范文澜历史著作印数之多、流传范围之广，是历来罕见的，这雄辩地说明了他的史学成就影响至为巨大，教育了不止一两代人，同当代社会生活发生了密切关系，起到了帮助人们推动社会前进的有力作用。
    革命领袖毛泽东一直重视范文澜的史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早在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中央党校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毛泽东亲临听讲，并写信赞扬，称范文澜的讲演内容和写出的提纲对于革命事业大有益处，“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位任务是反对这种反动”。并鼓励说：“你的历史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①建国后，毛泽东曾指出：《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在“文革”那种极其严重的局势下，毛泽东于1968年7月，还派人给范文澜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 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要他按照自己的观点、体系，把《中国通史简编》写完，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②。毛泽东谙熟中国历史，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他对范文澜史学工作前后近三十年的一贯重视和赞扬，可以理解为对其代表作的理论方向、思想高度、丰富内容乃至文字风格的充分肯定。
    范文澜的著作受到广大读者以至领袖人物如此之重视，并且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而显示出它们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他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范老做到熟悉反映中国历史进程的丰富史料，又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去分析，恰当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获得了符合中国历史学实际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说，范老走过的成功道路，关键在于出色地做到了两项。第一，他早年治经治史，对传统学术有深厚的根底，而且善于吸收传统文化中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成份，包括朴素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大同思想、民主意识等，成为他后来接受唯物史观和从事创造性史学研究的基础。周恩来即称道范文澜原先在五四运动前后专门研究汉学。以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利用原先掌握的汉学知识来编写中国历史，达到了“运用自如”③。第二，范老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在火热的斗争中，在抗日游击区的革命熔炉中学习的，到延安后又有机会经常与毛泽东等人物交谈，获得教益。所以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精髓，并成为自己血肉的一部分。具备了这两项，就使他牢牢地把握住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之“矢”来射中国历史实际之“的”这一根本方向，因而在理论创造和史书撰著上，有独特的风格，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达到新阶段、并且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作出了杰出贡献。范文澜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宝贵的启迪意义。其他如发扬了中国史学“文”“史”兼通的优良传统、治学严肃认真、虚心采纳意见、力求精善等，也是他取得成功并获得很高声望的重要原因。凝聚着范老几十年心血和成功经验的几部代表作，便成为四十至六十年代前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的宝贵价值
    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撰著于1940年至1941年，共56万字。它为建国后内容更丰富、水平更高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提供了基础，也是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但是，对其价值至今却似乎尚研究得很不够，原因有二。一者，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从1953年起陆续出版，比较前书，观点更加成熟，分析更加深入，更高的成就可能会有些掩盖前者的价值。再者，又因为范文澜一向谦虚，常严格地作自我批评，曾一再检讨原书存在“非历史主义的缺点”和“在叙述方法上缺乏系统，头绪紊乱”④。而对原书的成绩却讲得不够，这或许也影响到人们细心地总结书中的成就。
    作为一部诞生较早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叙述几千年中国历史进程的通史著作，今天我们认真阅读，仍然可以发现它有多方面的宝贵价值。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所肩负的开拓性任务有自觉的认识，即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指出的人类社会所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全力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本书对此有明确的表述：“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⑤这段话很可以视为范文澜在延安时和建国后史学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唯其明确地以唯物史观发现的共同规律来指导这部通史著作，才同封建时代史家以至资产阶级的史家划清了界限；唯其要总结和说明共同性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他的著作才具有新的内容和意义，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向前推进。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分析、综合，范文澜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提出了系统的看法；夏以前，是原始公社时期；夏、商是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时代；从西周到秦统一，是初期封建社会；秦汉至南北朝，是封建的第二阶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获得大发展；隋、唐至鸦片战争以前，是第三阶段，封建社会螺旋式继续发展至西洋资本主义侵入。原本《简编》所安排的章节内容，也构成修订本内容的基础。书中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总看法，以后虽有所调整，但基本格局却由此奠定。长时间内关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影响很大的西周封建说一派，也就以范文澜为主要代表。
    在当时，延安物质条件、研究条件极其困难，据范文澜讲，那时连《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着。尽管条件很差，但由于范文澜严肃治学，精心撰著，本书在内容上仍多所开拓。概括来说有以下四项：
    第一，《简编》做到比较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各个时代的特点。有了对各个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的正确看法，构成一部通史的骨干和脉络，而对各个时代的分析和描述，则是包裹这些骨干和脉络的血肉，二者配合，才是主干清晰，有血有肉的历史。《简编》已经比较成功地作到了这一点，这无疑是它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如书中叙述战国盛行养士风气，叙述两晋南北朝形成了严格的士族（门阀）制度，叙述唐朝安史之乱后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叙述南宋时期主和派与抵抗派激烈斗争等，都相当突出，以精彩的文字再现了历史的场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第二，《简编》的成功还在于，历史家做到把冷静的分析与表达对历史事件、人物是非分明的态度二者结合起来，取得了相当成功的经验。这是基本写作旨趣、写作态度问题，对于既保证历史著作的科学性，又要发挥其教育、感奋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毫无疑问，优秀的史著要始终以冷静态度对所有历史问题作分析，然而，冷静的理性态度不等于“冷眼旁观”，对一切善恶是非无动于衷，史书也不能停留在罗列事实，而要写出史家对史实的理解，表现史家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范文澜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自觉地要求以历史著作教育大众，帮助“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对于这一事关著史旨趣和基本态度的重要问题是把握得好的。他对热爱祖国历史、吸收珍贵经验与创造美好未来的关系，歌颂历史光明面与揭露暴君民贼罪恶的关系，曾有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说：今天人民革命胜利了，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历史的勤劳和伟大，特别感到亲切与尊敬，要求知道创造的全部过程，为的承继历史遗产，从那里吸收珍贵的经验，作更伟大更美好的新创造。历史上，中国劳动人民对自然界作斗争的生产斗争历史，对统治阶级及侵略民族作斗争的阶级的民族的斗争历史，都有非常光辉的成就。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参加这种斗争，全部或部分的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政治经济上，在武力卫国上，在文化思想上作出许多大小事业，给历史以巨大贡献，这与劳动人民的成就，同样值得人民的永远纪念与学习。”同时还要将暴君民贼和反动阶级的罪恶“写在历史上，好让人民知道历史不是走的一帆风顺的胜利道路，历史走的是崎岖曲折、艰难困苦的道路。”这些话在今天读来仍然没有过时。《中国通史简编》便是以有血有肉的叙述，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和根本态度，因而能给人以道理上的启发和感情上的激励。《简编》的基本观点之一是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并以具体史实论证了：秦末、隋末和元末三次大规模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建立了汉、唐、明三个强大的皇朝，推进了封建社会的发展。相反，农民战争失败的结果，军阀混战割据，外族乘虚侵入，就出现了分裂或经济遭受破坏的局面。对此，范文澜明确总结说：“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是整个民族的命运，不看清这一件大事，等于忘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原则。”⑥“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命题，是根据历史上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斗争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大量史实总结出来的，因而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坚持这一原则，同承认统治阶级中有作为的人物也曾或大或小地推动历史前进，是不相矛盾的。《简编》在这方面存在的缺点则是对汉武帝、唐太宗这样杰出的帝王有贡献的一面写得不够，以及有的地方作不恰当的历史类比，以后在修订本中都作了修正和补充。
    第三，原本《简编》广泛地叙述了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除政治、民族、军事、阶级阶层诸项外，还重视论述各个时期经济生产状况、科技发明和思想文化状况，这也是优于以往史书的地方。
    第四，《简编》为通史编著创造了视野开阔、上下联贯的经验：写中国史要注意东西方的联系，写古代史要重视与近代史的联贯，深刻地揭示近代中国的命运乃是孕育于明清时期多种社会与外交的矛盾和社会因素演变的必然结局。⑦
    以上说明，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的成就不容低估，这是一部以正确观点作指导、脉络清晰、内容充实、上下贯通的成功之作。范文澜在延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以一年多时间著成具有如此多方面开拓意义的通史著作，即从整部近代文化史来说，也是非常了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