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叶，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三书相继出现，在清学史上属于超越学派之争的事件。它表征着十八世纪以来清统治者推行文化分裂政策以驾驭学术文化界的伎俩失效，也表征着十八、九世纪之交学界领袖阮元等调和汉宋的努力，效应适得其反。由扬州学派名士江藩和桐城派文士方东树分别反映的两种学术取向，并没有随着帝国统治的内外危机的深化而消失，反而随着晚清政坛的矛盾加剧，而呈现越发变幻的形态。问题在于清学史的这一页，自清末以来屡遭简单化的处理。不同的价值判断的主观需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分别扭曲了历史的事实，无疑只有对原着双方的矛盾陈述进行清理之后，才能了解。本文便是考证当初历史真相的一次尝试。原文较长，本刊将分两期揭载。
    1
    公元一八一八年，当嘉庆二十三年，旅居广州的江苏甘泉的老名士江藩，刻成了《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后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那时他正在两广总督阮元的幕府中，参与《皇清经解》的编纂策划，被阮元引为堪总其事的海内二三学友之一。因而阮元不仅资助江藩刊行《汉学师承记》，还作序盛推此书，说是“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大义微言，不乖不绝，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①四年以后，清道光二年冬末（一八二三年初），江藩又在广州刊印《国朝宋学渊源记》二卷，“附记”一卷。这回作序者署名“长白达三”，自然是满洲旗人，时官居广东盐运使，无疑也是资助此书出版者。达三在序中又盛推此书，“无分别门户之见，无好名争胜之心，唯录本朝潜心理学，而未经表见于世者。其余庙堂诸公，以有国史可考，不敢潜议也。其用心至矣！其用力勤矣！”②是这样吗？倘说阮元序前书，对于他这位以狂放着称的小同乡兼老同学的推崇，还有分寸的话，那么达三序后书，则简直在瞎捧，表明他或他的捉刀人，似乎从未读过前书，也似乎没有看懂后书。
    《汉学师承记》至迟在一八一二年已有初稿。这年也是江藩同乡的汪喜孙为此书作跋尾，便强调这位长辈着书的本意，在于区别汉宋门户，并把宗理学的古文名家汪琬、方苞，对汉儒宋儒讥弹的毛奇龄，自命为汉宋调人的王懋竑，都斥作“矫诬之学”，“恶莠乱苗，似是而非。”③一八一七年，龚自珍致江藩函，建议他把书名改作《国朝经学师承记》，说是原署“汉学师承”，“名目有十不安”，其中批评的重点，便是江藩有“门户之见”④。至于《宋学渊源记》，声称凡做过官的都不着录，“以有国史可考”云云，更是饰辞。一瞥他在前论后记列举的所谓国史有传或“自必有传”、“无烦记录”的人物，唯独遗忘了自居为深得“正学”心传的方苞、刘大櫆、姚范、姚鼐等桐城诸人，便知他的真意所在。
    桐城派早与汉学家结怨。尤其是此派中坚姚鼐，在乾隆间任四库馆臣时，曾屈尊要求拜皖派大师戴震为“夫子”，遭到戴逊辞坚拒，在学林大失面子，终身切齿，所撰《惜抱轩尺牍》等多收痛诋戴震和考据学的文字。⑤江藩书出时，姚鼐已死，他的四大门徒俱在。其中最好斗的是桐城老诸生方东树。
    方东树少江藩十一岁，身份与监生江藩相同，而且都终生不得一举。但江藩在青年时便因注释乾隆帝的“御制诗”而曾获得预备召见的殊荣⑥，从此，“以布衣为掌故宗”⑦，备受达官名宿的礼敬。而方东树虽以姚鼐弟子的缘故，奔走权门，未受白眼⑧，但仅充食客而已。阮元在广州开学海堂，提倡“以古学造士”⑨，也藉以安置投奔他的海内学者文士。方东树也厕身其中，得以目击江藩二书刊行并首先在阮元幕中引起的轰动效应。倘说《汉学师承记》获阮元推崇，已引出方东树的妒火的话，那么《宋学渊源记》的继刊，引出的便是他的怒火。⑩这不难理解。试想，假如江藩将桐城诸老摈斥于“国朝宋学”之外的策略奏效，那么方东树辈自命“正学”而藉以为官作幕的“谋食”术，岂不从此失灵？谁都知道，中世纪晚期热中於趋附权贵的所谓道学夫子，早如顾炎武所讥，把“知耻”置诸度外，他们最痛恨的是有人染指其饭碗。何况江藩此书意在砸掉其饭碗。于是方东树感到忍无可忍，决意写一部书，不顾江藩着书已是针对姚鼐骂倒“朴学”的回应这一事实，更反噬其着书目的“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11）这就是后人熟悉的所谓“上纲上线”。既然帝国的圣祖、世宗、高宗都已明白宣布孔孟之道为纲，而朱熹关于“纲常”的解释，乃是衡量是否恪守孔孟之道的唯一尺度，那么谁被谴责为“辟宋儒、攻朱子为本”，谁就等于自寻死路。方东树如此严厉谴责江藩，不待说也在严厉谴责阮元。依清律，假如他控告江藩“攻朱子”的罪名得以成立，则曾替江书作序并引为知己的阮元，至少也得承受“姑息养奸”的咎责。但不知为甚么，方东树写成此书，并将它献给阮元，已在《宋学渊源记》刊行三年之后，恰值阮元奉调离粤赴云贵总督任之际。（12）仿佛他有意以此书替阮元变相左迁送行。这部书就是《汉学商兑》。
    恕我寡闻，至今没有见到《汉学商兑》道光丙戌（一八二六）初刻本。我所见的最早版本，是道光辛卯冬（一八三一）的重刊本。江藩已在去岁死去。阮元仍在受反清的“野人”困扰。这时方东树已回到合肥依附安徽巡抚邓廷桢。邓廷桢号称“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13），其实没什么学问，附庸风雅而已。那时方东树虚龄六十，在故乡已入桐城派活着的耆老之流，因而在此书的“重序”中，攻击“近世为汉学者”，越发没有顾忌。（14）同江藩一样，方东树也没有想到，他们从正负两面评论清代汉学，主观意向都在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结果却殊途同归，恰好从两个极端，凸显了所谓汉学和所谓宋学，早在十九世纪初叶，“欧风美雨”大举从海上侵袭帝国大陆前多年，便都已走向末路。他们其实是用极不谐和的音调，给中世纪式的“清学”，共同谱写了挽歌。
    2
    甘泉是清代扬州府治的属县之一。清中叶的扬州，仍然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这里是帝国的盐务重心、漕运要津。畸型的盐业垄断政策，使这里成为帝国政府的财源和包税盐商的利薮。而地处南北交通运输命脉的运河中段的起点，又使这里成为北往南来的商人、士人和官员等必驻都会。但它又不是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的驻在地，即不是地区的政治中心，因而较诸南京、苏州，受帝国和地区的军事化的政治控制，相对来说都较弱。因而由中世纪式的经济繁荣，带来的文化繁荣，在这里也表现得颇具典型色彩。绅商幅凑，巨贾云集，既使这里的消费需求猛增，也使这里的消闲文化俗雅并举。在十八世纪，扬州便出艺妓，出名伶，出画家，出书贾，出文士，也出学者。依靠食盐专卖而大发横财的帝国税务官和包税商，出于迎合皇帝假充斯文或改良自身贪婪形象的复杂心态，每每延聘名流学者充当清客，或资助刊行自己莫名其妙的学术着作。在乾隆时两度任两淮都转盐运使的卢见曾，虽在初任期内曾因贪污而被告发，并连累儿女亲家纪盷一道被充军，但复任十年内，却变本加厉，建书院，刻经书，在府中供养众多名士，包括吴皖两派汉学家宗师惠栋、戴震等，遂使“谈艺者无不知有雅雨先生也”（15）。这就是一则显例。
    有财务作后援，有学术信息活跃作前提，又有少受政治干预作酵母，因而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清代汉学中崛起自成特色的扬州学派，便是顺理成章的。
    所谓扬州学派，空间涵盖面当然包括那时的扬州府所辖各州县学者。但着名学者，都出在扬州府治所在的甘泉、江都二县，及其北边的高邮州、宝应县，以及南边的仪征县。这五城都位于大运河畔。原籍江都的汪中、汪喜孙父子和凌曙，甘泉的焦循、焦廷琥父子和江藩，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和李惇、贾田祖，宝应的刘台拱、刘宝楠伯侄，仪征的阮元和刘文淇、刘毓崧父子等，便是乾嘉间扬州学派的佼佼者。但追溯他们的学术传承，多半非戴震即惠栋。再深究呢？却又发现他们虽然个人风格差异很大，有的谨慎，有的狂放，有的专经，有的求通，有的宣称志在复古，有的不讳爱好“西学”，但不论是行迹怪诞的汪中，居乡横暴的焦循，曾为佣保的凌曙，致身公卿的二王，以及余人，在学术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非宋非汉趋向。这一趋向到曾任九省疆臣的阮元尤为明显。他是汉学象，但随着主持各省的教育、行政和大区军民政务的阅历日增，就越发倾向于调和汉宋。
    我曾经指出，十八世纪的学术史中的所谓汉宋之争，原是清统治者施行的分裂文化政策的产物。（16）建立在一个少数民族压迫汉族和各民族的特权基础上的清帝国，它的最高权力控制者对汉文化传统的认知愈深，便对本族汉化的担忧愈甚。否则便很难理解，到乾隆帝即位，上距清建国已逾百年，在其祖父康熙帝在位时还极力拉拢的故明遗老遗少早已死光，而他厉行满汉隔离政策，反而超过以猜疑着称并建立遍布各省的特务网的其父雍正帝。从康熙到乾隆，祖孙三代总共君临中国一百十八年，尤以乾隆帝统治的六十四年，分裂汉文化的政策最为露骨。一方面继续承认所谓朱子学是帝国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石，一方面又鼓励所谓汉学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沉湎经史考证的风尚。时时讥嘲假道学，但自命朱熹信徒的又致身通显，往往表彰真汉学，但偶而赏给戴震以进士显衔，同时严惩敢于上书吁求用人泯除满汉界限的杭世骏，命其在罢官后“奉旨买卖破铜烂铁”；这就是隆帝自以为得计的驭汉之术。他的继承人嘉庆对此遵而勿失，可惜玩弄权术远逊于乃祖乃父。刚亲政便使王念孙获得首劾和珅的荣名，却又使洪亮吉获得忠君得咎的盛名。他以此显示朝廷已无能力继续先帝的分裂汉文化政策。于是阮元以疆臣身份欲充汉宋调人的策略，直接回应是失败。失败不在别处，就在他的幕府内。
    在就任两广总督前，在主持浙江省政任内，阮元已奉旨修成《国史儒林传》。其中已明白表露，他以黄宗羲、顾炎武作为清朝汉宋两大派的共同开山，意谓说理学当宗黄，说经学当宗顾，而黄、顾曾互相称道，则后继者不必争孰是孰非。岂知首先惹恼了他的“同里同学”江藩。此人早有“狂生”名，总在大庭广众自赞“文无八家气”（17）。他既然连韩柳欧苏辈都不放在眼里，怎能想像他会由于寄身昔日学友篱下而附和其学术史见解？写定于阮元幕中并由阮元作序的《汉学师承记》，何以那样强调清学史的汉宋分野，乃至于清学大宗师顾炎武、黄宗羲，也被判作“以不纯宗汉学”，而置于编末，很可能是在故作违言。
    3
    《汉学师承记》的编纂采用传记体。全书八卷，正传四十人，附传十七人，但附传中有若干人不登于目录。
    首卷先述中国经学的历史概貌，类似全书总序。然而述三代只虚赞学校教育，矢口不提韩愈的那个“道统”。自汉兴转入实述，而以为“古学”至东汉末的郑玄巳臻于至善，那以后便是一连串的破坏，到明代更堕入昏天黑地的状态。多亏“我”大清列皇个个圣明，代代相承，终于“文明于变”，重现盛世。在不辞辛苦地对顺治到嘉庆五帝作了极口赞颂之后，江藩说出了堪称全书主旨的一段话。据说这来自乃师余萧客、江声的教诲，“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奇怪的是江藩在前述末宣称，“是记于轩冕则略记学行，山林则兼志高风”，表白他的诠次重点在于困居草泽的汉学家，但就在首卷，列入正传第一人的，却是阎若璩。
    的确，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在清代对伪古文《尚书》作出了一审判决，那以后经过惠栋、王鸣盛等的相继考证，使此书之伪，基本定谳。但他不是顾炎武的门徒吗？他不是在吴棫、朱熹、梅鷟等宋明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才能判决此书之伪吗？为甚么在清初流亡草泽的顾炎武反被打入另册，而与道学藕断丝连的阎若璩，却被尊为清代汉学的开山呢？其实本传已自透其底。江藩津津乐道的，是阎氏在康熙间怎样被达官赏识，尤其怎样被未来的世宗宪皇帝优礼。虽在传末带了一笔，说此人有背师嫌疑，但全传基调是称道阎氏同清初统治者的积极合作精神，则是分明可见的。相形之下，黄宗羲自高身份“将俟虏之下问”（18），顾炎武标榜气节却往来于致身清朝显贵的外甥三徐之门，在江藩看来都有悖于孔门传统。因而他怀疑阎若璩背师，未必是贬意。（19）由这个例证，可知江藩同情有学问而常在底层的汉学家，并非赞美他们自甘淡泊，为学术献身，而是哀惋他们“数乖运舛”“筮仕无门”，虽通经而无以致用。清代的汉学家，无论是古文学者还是今文学者，大抵都是汉儒的“通经致用”说的近代门徒。正如周予同师所讥，他们“对于西汉君主利用迂儒的策略，愚而且诬地在赞叹着仿效着”（20）。江藩的言论，表明他也属于“真有点非愚即妄”者流。不过这一点可以谅解，因为他百年后，所谓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仍然时时夹缠不清。
    江藩把“三惠之学”说成清代汉学昌明的标帜，也近于夸张。所谓“三惠”，祖父惠周惕说经未脱头巾气，受媚俗成名的朱彝尊称道，更可见他的人品未足道。其子惠士奇以八股晋身，被雍正帝钦点广东学政，目睹岭南文士的蠢愚无知，忽然想到可以模拟汉代在蜀郡兴学成名的文翁，由此获得大名，但雍正帝在他离粤后罚他用私产重修镇江城，可见皇帝已疑心他在广东六年横财之多。他着有《易》、《礼》、《春秋》三“说”，号称“邃深经术”，但三书俱在，一瞥便知没有超出平凡之上。在经学上真有造诣的，是终身为县学生员的孙儿惠栋。他的《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左传补注》、《九经古义》诸书，都属于乾嘉汉学的先行名着。学术的先行者多半犯有偏执或粗疏的通病。惠栋也不例外。譬如他的《易》学一扫宋代理学家的图书说，努力恢复汉代《易》的原貌，但有硬把汉人不同说法拉扯在一起的毛病。他说九经专考汉人的训诂，所谓古义，但有好奇爱博，把不可通的汉人诠释说成可通的毛病。梁启超曾挖苦他以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虽不尽然，却触及到了他的症结。（21）由惠栋以下，《汉学师承记》的卷二、三，所传均吴派。江藩表白，他最推崇的是钱大听，比之于郑玄复生。卷五、六则传皖派。这两卷非但以戴震为轴心，而且不惜篇幅，全钞洪榜的上朱筠书，孔广森的《戴氏遗书》序，力证戴震如汪中所赞、是清代汉学的集大成者。从中可以窥见戴震虽已死去四十年，但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书的见解，应作怎样的价值判断，在学者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卷四的传主是王昶、朱筠、武亿、洪亮吉四人，倾向或吴或皖或居中，但所叙都集中于他们在政坛上的作为，可知此卷意在表彰汉学家也能“立功”。
    有趣的是卷八为黄宗羲、顾炎武作传，正文好话说尽，最后突然出现答客问。（22）凡三问三答，进攻的都是“客”，首先指责作者初稿不为黄、顾立传是数典忘祖，而后指责作者以黄、顾曾抗清为辩是不明乾隆帝表彰南明史的苦心，于是作者虚心承认错误，赶紧补立一传。或以为这是江藩故为问答，“其中表抑而里扬”云。确实，在先阮元修《国史儒林传》初二稿都以黄、顾居首，因而使人相信江藩起初不传二人真是格于体例，并非出于政治考虑。（23）但这说不通，观江藩的答问可知。解释不可能如伍崇曜所说，在于江藩的个性褊急，故意与阮元立异。（24）但江藩还嫌他的传记不能展示清代汉学的纯正，于是又仿照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先例，“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作成附记一卷，题作《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他对入录诸书，定了取舍标准四条，其实只有一条：“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着录。”另三条，如书未着成、已成未见或着者见于前面附传而人尚在世的，都不着录，乃属附加限制。按照如此苛刻的尺度，入选的经师仅三十二人，“经义”诸书仅九十四种。（25）其中入选三种以上的，有十四人，共七十二种；而入选五种以上的更少，依次为江永十二种，惠栋九种，顾炎武八种，阎若璩、戴震各六种，江声五种，共四十六种，就是说这六人的着作几占全部着作的半数。
    前已提及，江藩曾参与阮元编刻《清经解》的策划。《清经解》收录的下限和有的附加限制，与江藩的目录相近。但它选书一百八十八种，着作七十余家，而江藩登录的书和人，都恰为它的一半。令人诧异的，是《汉学师承记》列入正传的四十人中，有十八人无一种着作入录。其中包括他明白推崇为郑玄第二的钱大昕，他曾经正式拜作老师的王昶、朱筠，他作传时屡表服膺的亡友李惇、汪中、徐复、汪光燨等。这很难用他们“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来解释，只能说在江藩看来，他们在主观意向上还不够矢忠于所谓“汉儒古训”。例如钱大昕，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26）用江藩的尺度衡量，钱大昕竟对惠栋、戴震所标榜不读汉以后书的说法提出质疑，便可证他着书的动机不纯，于是他的说经诸书就必须摈斥于目录之外，--虽然这一来，即使郑玄复生，能否劂身于“国朝经师”之林，也成了疑问。
    然而《经师经义目录》的陈述方式，却惹人注目。它述经义，分成八类。前五类分述“五经”，以下依次以《论语》概括“四书”，以《尔雅》概括“小学”，最后述清代学者研究古“乐”的成就。每一类都首先概述经传传授历史，次或简评清代学者研究得失，而后列举清人的相关代表作。在江藩以前，清人虽已在注意经学传授史，但还没有像江藩这样从严分汉宋、摈斥今文的角度，陈述经古文学的传授史。因而《清史列传》中的“儒林江藩传”，大半篇幅都在复述这篇目录的要点，反而不注意江藩在《汉学师承记》正附诸传中时时透露的个人身世，致使他的行状隐晦不明。
    龚自珍批评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其中第五点说：“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27）倘说此点乃指江藩的附记《经师经义目录》，似无疑问。所谓经师人师的区别，在清学史上也算一大公案。早在清初，黄宗羲“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在乾隆初，号称清代汉学纯正先师的惠栋，在他颇具浪漫色彩的题作“红豆山房”的书斋前手书楹贴，说是“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这都见于江藩的的记载。（28）因此，当江藩的同乡同学阮元在任浙江巡抚时所撰《拟国史儒林传序》等文中，强调汉学家是“经儒”，宋学家是“师儒”（29），也就是说经师人师虽有区别，但都是儒是师。如说他旨在调和汉宋，那是不错的，但如说他有悖于清代汉学的一贯追求，则难以服人。可是江藩在与阮元立异的同时，忘记了摈斥宋学，乃至连《汉学师承记》诸传频繁述及的西学，也一并在《经师经义目录》中毁尸灭迹，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龚自珍的讥斥有理。
    4
    谁曾留心十八世纪的清朝文化政策史，谁就不能不对一个历史现象感到惊异。那就是在这百年间，相继在位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无不“以朱子之学倡天下”（30），然而他们愈尊朱熹，愈使“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31）。康熙时代还出过汤斌、陆陇其、张伯行那样的理学“名臣”（32），还出过李光地、徐元梦、熊赐履等等好讲学的高级大臣。但从雍正到乾隆，在这对父子统治帝国的七十七年中，连这类人物也越来越稀见。那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虽然爱讲“天理良心”，或标榜“中庸之道”，却比康熙帝更不喜欢道学家们的“讲”。因为一讲就会侵犯皇帝关于圣贤道理的解释权的垄断地位。他们更喜欢“行”，也就是善于揣摩君主意向，做好忠臣顺民。在康熙晚年曾因文字狱牵连而被发配旗下充军的桐城人方苞，在雍正初得到赦免，便被皇帝派充此等角色。他把李光地当作楷模，小心翼翼，颇知趋避，而以钝直面貌出现，似已除去皇帝憎恶的“士大夫结习”（33），因而在官绅动辄犯忌的雍正、乾隆之际，能够连连升官。最终乾隆帝发现他营私有据，并不清白，也只是贬官而迫其退休了事。他早已是着名的古文家，文章曾获三代皇帝赏识，又很会自我宣传，于是“虽未识程朱深旨”（34），死后却被推崇为雍、乾间经术文章兼备的宋学宿儒。经他的再传弟子姚鼐的表彰，更成为“桐城派”的开山人物。（35）桐城派与汉学家早有矛盾。还在乾隆初，年仅“而立”的皖派开山江永，在京与年及古稀的方苞讨论《仪礼》的疑难，曾使这位《三礼义疏》馆副总裁“大折服”。此事明见于戴震、钱大昕分别所作的江永传（36）。因此，章炳麟把桐城派看作文士的代表，说是“文士与经儒始交恶”，时在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开四库馆后（37），那是不错的。冲突直接开端于戴震和姚鼐，也已如前述。
    应该说，在戴震于一七七七年去世后，姚鼐对他进行猛烈抨击，甚至辱及人身，而戴门弟子和朋友都报以沉默。一个原因，便在于乾隆帝标榜向用儒术，但前期重用的汉大臣仍然多为李光地的门生故吏，提倡所谓“正学”；其后开四库馆，也鼓励“朴学”，还默许纪盷等人讥评“假道学”，但文官考试中所用的经典诠释，依然是李光地、方苞等主编的甚么“折中”、“义疏”之类。所谓朴学，在统治者眼里，是“学”非“术”，可以用来点缀“文治”，却不足以替代作为治心之术的“正学”。姚鼐自命为扞卫程朱道统的中流砥柱，着《九经说》、编《古文辞类篡》，攻讦汉学，以方苞、刘大櫆的继承人身份，竖起“桐城派”旗帜，自居是清代“正学”的集大成者（38）。在那些潜心考证的汉学家看来，此辈依仗权势，“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39），岂足与校？以无言示轻蔑，自在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