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研究的当代性
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相比,历史学的特点之一无疑是它的“过去性”,它是“研究人类过去的客观存在”、“企图回答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已经在时间的长河中流逝过去而不复再来的“人类过去的活动”,因而,作为它的研究材料的各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史料,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它直接的而只是间接的研究对象。也许,正由于历史学研究对象的过去性和研究材料的间接性,人们对历史研究是否比其他研究更可能与社会生活相疏远,似乎总存有一份担心。与其他学科领域相比,在历史学领域中总是更多地谈到研究工作的当代性问题。 但究竟什么是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如何加强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只是简单地用“厚今薄古”、“古为今用”这类口号来解释和回答历史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大多被理解成对某种现实的政治需要的服务性。而今天,当历史学正面对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要求加强历史研究的当代性的呼声时,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又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成是在当代社会中的实用性。 在历史研究中注重当代性的必要性和对当代性问题研究的不足性,这两方面的原因,无疑使得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一番稍微细致、深入的探究。 当代性的社会标准和科学标准 当代性,在学术评价中是一个被广泛应用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在具体使用时,往往包含着各不相同的涵义。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某项研究工作,人们所评价的当代性,一般是指这项工作在一定学科领域所具有的前沿性,即它在这一学科当代研究中的领先性、创新性和给予人们的启迪性;对某一文学作品,人们所论述的当代性,则一般是指这一文学作品在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重大矛盾上的敏感性、广泛性、深刻性和强烈性。但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当代性可被看作是学术评价中反映和衡量评价对象所具有的某种时代性特征的评价指标。 学术评价中基本的方法之一就是特征性分析,即对评价对象在学术上所具有的各种倾向性特征作出剖析和判断、论证。进行这种特征性分析,就需要能够概括和描述评价对象的一定倾向性特征的相应的评价指标。作为一种指标来说,它本来应该包含双重因素,一重因素是它的“指向”性,即对这种倾向性特征的质的规定和要求;加一重因素则是它的“标度”性,即对这种倾向性特征在量上的测度和比较。但这里量的测度和比较,实际上是转换为对这种倾向性特征的显隐、强弱等进行定性的分析而进行的。因此这类评价指标基本上是一种定性化的指标。 值得指出的是,当代性这一评价指标,是一个带有明显相对性的概念,对评价对象的当代性的认识,仅仅对评价对象本身进行研究是不能获得的,必须把评价对象置于一定的参照系中来考察。 对于历史研究的当代性的考察,可以有两种参照系。 一种是以当代社会生活为参照系。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即意味着历史研究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联系性。例如有的人批评目前史学脱离社会需要,缺乏对社会改革的参与意识,强调应该注重开展与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相关的历史研究,就是以当代社会生活为参照系来提出历史研究的当代性的。 另一种是以当代科学体系为参照系。这种意义上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则意味着历史研究与当代科学体系的相互作用性,其中也包括历史研究本身在当代发展的趋向性。例如,有的人批评现有的历史学知识显得陈旧,研究方法与手段保守落后,提出史学必须现代化;有的人强调当代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潮流就是从重点研究个别、具体的史实而转向重点研究一般的、普遍的历史规律,从散点式的研究而转向整合性的研究,就是以当代科学体系为参照系而对历史研究的当代性问题的分析。 从这两种参照系出发对历史研究的当代性的分析,实际上提出了衡量历史研究的当代性的两种标准:一种标准是社会标准,即历史研究是否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体现了它应有的价值。另一种标准是科学标准,即它是否到达了当代它应有的科学高度,是否在当代科学体系中占据了它应有的位置。 这两种标准侧重角度不同,前者侧重于对历史研究的外在的社会功能的考察,后者则侧重于对其内在发展状态的考察。但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考察历史研究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联系时,离不开对历史研究动态发展的分析;考察历史研究在当代科学体系中的发展时,也必须要思考这种发展对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影响。 当代性与当代社会需要 以当代社会生活为参照系来考察历史研究的当代性时,就不能不涉及到历史研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性问题;历史研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能够起什么作用?它应该起什么作用?怎样起到这样的作用? 正如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在回答“历史学是作什么用”时所说:“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活动来说,历史研究所能达到的直接目的,就是正确地认识人类的历史。历史研究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它的认识功能。 当然,由于人类历史活动的无比丰富性使历史认识包容的无比广阔的知识天地,由于人的认识所具有的能动作用,历史研究所获得的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成果,其具有的可能满足人们一定需要的价值属性是反映在诸多方面的。 它可以给人们以“历史的启示”,使人们“察古知今”,“彰往考来”,“述往事,知来者”,“总结前踪,贻诲来世”,“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而更好地认识现实,预测未来,“在历史的长河中探求到带动我们前进的探锋。”(托夫勒语)它可以通过“国家的回忆”、民族的回忆、人民的回忆,唤起人民群众共同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使他们在认识自己的历史中,认识自己的地位和力量,树立民族的自信心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激发出参与创造历史的热情。 它可以通过历史评价“惩恶扬善”,“彰扬德行,惩戒恶行”,象黑格尔所说,使人们从历史中“求得道德的教训”,可以“提高人类的心灵”,“灌输善良的品质”。 它还可以作为“真理的母亲”,为一切与人类历史有关的科学提供深厚的研究土壤和丰足的历史营养。 甚至在经济领域,它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属性,许多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就不知给人们带来了多少价值连城的历史财富,召唤过多少人四处寻宝的激情和期盼。 历史认识所具有的价值属性,即它所可能满足的人们的价值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不同的人们,由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文化兴趣,对历史认识的价值期求和需要却往往只是偏注在其中的某一方面。政治家希望从历史认识中找到可资借鉴的政治谋略;普通市民们则喜欢把历史上的奇闻轶事充作茶余饭后的消遣话题;丢不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情结的知识分子,常常忘不了找一些有助于针砭时弊的历史例证,一位有“足够经济头脑”的商人,一旦找上一位历史学者,可能只是为了到历史中再发掘一点赚钱的灵感……但是,在一定社会中,由于一定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由于在社会精神领域总体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或者还由于其它某些特定的社会原因,如某些特定时期所特别突出的社会矛盾,在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各种不同的价值需求中,会有在某些方面特别强烈、特别突出,成为社会对于历史认识的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压倒其他方面的倾向性需要。在人们所提出的历史研究要为现实需要服务中,被强调的现实需要实际上通常是指这种社会在一定时期的倾向性需要。 历史认识的价值属性需要通过人们的一定的社会实践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不只取决于它本身的价值属性,而且取决于甚至主要取决于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历史认识的需要倾向和历史研究在这种倾向面前作出的选择。从这一点出发,历史研究要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关注社会的现实需要,善于结合社会的现实需要来提出自己的任务。 一般地说,社会生活对于历史研究的需要,正是历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社会生活对于历史认识在某一方面更强烈、更突出的需要,也必然会推动历史研究在这一方面更深入、更富成效的进展。因此,当着社会对历史认识的倾向性需要确实反映了社会进步趋势和人民大众的愿望时,强调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和强调历史研究要为现实需要服务之间是具有一定统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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