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的是，历史研究为现实需要服务，只能是通过对历史真理更深入、更全面的揭示，而绝不能是为了迎合现实需要而对历史的曲解；应该是从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历史事实和对历史的综合性认识中去寻找对于现实的启迪，而不是从预先的结论出发去罗织个别的历史事例来为现实的行为进行辩护。否则，只能削弱甚至阉割历史研究在科学认识历史方面的功能。特别是在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中，当社会生活对于历史的倾向性需要被某些社会力量所扭曲而暂时背离社会进步的趋势时，对于这种需要的迎合就只能使历史研究走入背离历史真理的歧途。“文革”时期，在“四人帮”操纵下“为现实的路线斗争服务”的“评法批儒”等“影射史学”就是这样的典型。
    还应该看到的是，强调历史研究为现实需要服务，一般来说也意味着强调它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但有时却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例如，受到人们批评的“蔽于古而不知世，蔽于词而不知人”，“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考证于不必考之地”只知钻故纸堆而脱离社会实际的乾嘉史学，事实上也正是迎合当时清王朝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严防知识分子“讥讪朝政”的政治需要而产生的。从现实需要出发而脱离现实，这在逻辑上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在事实上却已屡见不鲜。
    由于现实需要的宽泛性，由于现实社会的倾向性需要所可能具有的两重性，不难断言，把历史研究的当代性，仅仅理解和解释为对当代社会需要的服务性，并不是十分准确、全面的，尽管二者有时存在统一之处。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应该是在历史研究中对当代社会需要的敏感性，对当代社会进步趋势和当代社会重大矛盾的洞察性，而最终在把握这种需要、这种趋势和矛盾对历史研究提出的新任务上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过去与未来间的思考情感与理性间的权衡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对于历史研究的当代性的分析，当然不能驻留在一般的、抽象的议论上，而要从具体的历史进程，从当代社会对历史研究提出的具体问题中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如何加强历史研究的当代性时，更需要对这些具体问题作出直接的回答。
    这里，至少需要我们回答下列三个问题：
    问题之一：“义”与“利”如何兼顾？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摆在我们面前头等重要的大事；历史研究怎样为之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紧迫课题。面临这一形势，正如有些文章所提到的，首先要求史学工作者冲破“围墙意识”，要求史学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当前的经济建设向历史研究提出了什么任务”，“历史研究能为经济建设做些什么”的问题。事实上，历史研究在直接参予经济建设上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有的学者就提到，它可以发掘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传统实用技术和传统地方产品，可以帮助开发有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可以更好地保留历史文化遗产和把传统文化特色与现代化风格结合起来等角度参予城区规划。现实中也已经有了这些方面的实践。
    但必须看到的是，第一，历史研究毕竟不同于技术研究，不能要求历史研究也象技术研究那样，为经济建设提供能不断复制出某种新产品的研究成果；历史研究所能做到的，主要是为解决经济建设中带有根本性、长远性的一些问题提供历史的启迪和借鉴。
    第二，历史研究也不同于现实中的政策研究。在经济建设中，政策研究提供的成果是操作性的，历史研究提出的成果则是参照性的。“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不能要求历史之镜直接打开现实之结，但历史之镜终究可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而照亮我们打开现实之结的思路。
    第三，不能把历史研究在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上所能做的工作与促进经济建设割裂开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社会的精神风貌也曾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状态。但后者却没有得到持久的延续，特别是当由于体制上的弊端和政策上的漏洞等原因，使我们奇迹般地在很短的时间中创造出一个“大款”阶层时，一部分人的暴富，竟以不可抗拒的魔力，激发出更多人快快发财的贪婪和梦想，以及为了发财什么都敢试一试的勇气和疯狂，于是，腐败、奢靡、犯罪、伪劣商品等，象传染病到处蔓延，作为一个社会生存基础的诚实劳动却日益受到鄙薄，正义感、道德感、社会责任感等也正在人们对金钱与私利的追逐中日益失落。这种社会风气的败坏和精神的堕落会带来什么后果？历史上，社会风气的腐败、糜烂，就曾蛀空过许多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而使之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事实上，当今社会的腐败之风，也已经吞噬了许多改革的积极成果，阻滞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我们的历史研究在强调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就绝不能忽视反对社会的腐败之风与促进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联系，绝不能忽视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承担起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向历史学提出的任务。为此，值得回忆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一段话--7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戈登·赖特曾针对美国水门事件，在以“历史是一门伦理学”为题的讲演中说过这段话--虽然“一定不会有人认为，某些政府官员的道德犯罪，或充斥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混乱，应完全或主要归咎于历史学家”，但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是否负有一种更为普遍的责任”，“至少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我们在探求真理时，应该非常自觉地对某些深信不疑的人类价值观念负起责任。”（《现代史学的挑战》， 第263页，264页，272页）问题之二：“雅”与“俗”如何平衡？
    就象当代歌唱艺术被分为通俗唱法和美声唱法，文学被分为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一样，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分为学术性史学和大众性史学，前者主要是学校课堂中和学者书斋中的历史学，后者则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历史学。
    而当前，在我们国家，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学术性史学正在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冲击。例如，在高考中，与经济类学科门庭若市形成鲜明对比的历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的被日益冷落，就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社会在对待学术性史学的态度上所出现的落差。
    当然，历史学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受到这类冲击，几乎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1969年，美国有关学者曾对100所高中的学生，对待各门课程的看法作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历史被学生列为在21门课程中与他们“最没有关系的”。而在“历史课遭到抛弃”时，“哈佛大学提到了政治学系的大学生数有了‘很大的增加’，耶鲁等大学提到心理学越来越时兴，普林斯顿提到社会学正在兴旺起来”。（《现代史学的挑战》，第160页）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与市场经济中人们为就业所需的一般职业技能之间的距离，“与其说同历史研究的长期未来有关，不如说同历史学家职业市场的短期未来有关。”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归之于从市场经济中通行的现金交易法则里所滋长出的急功近利主义，“它似乎隐约表达了一种存在主义，一种‘此时此地’的轻率的急功近利主义，它对与目前关注或个人问题显然无关的任何‘彼时彼地’都显得不耐烦。”（同上，第160页）在学术性史学受到冷落时，大众传播媒介中的历史学却似乎“交上好运”，趁着市场经济的潮头在我们的社会中“红火”了起来。以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影视蜂涌而出，竞相到文化市场上争奇斗胜；在传播面最广的影视片中，比重最大的，除了警匪武打片、言情生活片外，下面就数到历史片，以杨贵妃、慈禧太后为主人公的影视片，前后不知拍了多少；甚至流行的武侠小说，也喜欢找上一些历史人物的历史事件作铺垫。
    也许在这种趋势中，并不乏上乘之作，但总的说来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所传播的历史知识也只是片鳞半爪，支离破碎的，有时甚至是被修饰、夸张过和掺进各种杂质的，不能高估，然而无疑却不能忽视这种趋势在历史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有时可能是负向的。因为显然，它在传播历史知识上，虽然没有“正规”史学的系统性和准确性，但却有“正规”史学所难及的接收面和影响力。
    也许，对这种趋向是否可以说是史学的大众化趋势会有一定的争议，因为这种趋势的原动力并非来自那种让历史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走向社会、走向大众，使历史学更好地实现它的教育功能的理想，而只是出于从更大的文化市场赚取更大利润的商业心理。但这种趋势无疑是一种适应或迎合大众文化消费需要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的繁荣，这种趋势会有增无减；同时，这种趋势至少也把史学如何走向大众的问题推到了我们面前。从这一点上说，不管它的出发点如何，却至少起了“歪打正着”的作用。
    面对当代社会中这一冷一热两种倾向，历史研究既不能只是趋利随俗，又不能一味孤芳自赏，它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雅”、“俗”间的平衡，“阳春百雪”和“下里巴人”间的二重唱。
    一方面，史学无疑不应该囿于学者的书斋，史学的价值和社会功能要得到充分的体现，就必须走出学者的书斋，走上社会和走进人民大众中去；历史教育也不应该总是板着面孔的说教，它的途径应该是多样化的，其中当然并不排斥寓教于乐，与文化消费相结合的方式。因此，历史研究不应该鄙薄、轻视或忽略在推进史学大众化方向上的史学与文学艺术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事实上已经包含了许多值得历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例如怎样寻找历史的真实性与文艺的创作性、艺术性的结合点，既不因前者割弃后者，又不因后者曲解前者，使历史真理的光辉与文艺的烂漫色彩相映成辉的问题，怎样提高这种结合的历史学水平的问题。时代需要历史研究的触角能伸进这一领域，而只要打破门户之见，历史研究也能在这一领域找到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历史研究也绝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使命，历史研究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使我们尽可能详实地了解人类的历史，尽可能深刻地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任务。“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为了达到这样的认识目的，就必须有对历史学中每一个基本问题的认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进行这种研究，不仅需要严格、系统的科学方法，更需要为追求历史科学而不惜付出自身任何代价的崇高献身精神，以及在研究上锲而不舍，不为任何时俗所扰，不为任何利欲所惑，也不为任何困难所折的顽强毅力。而当前，就需要有摆脱了急功近利主义的远大学术目光以及不畏清贫、甘居寂寞的学术勇气和操守。尽管可能曲高和寡，但相信高山流水，终有知音，历史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会得到一定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只有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为历史学的真正繁荣创造基本的条件。
    问题之三：“中”与“外”的如何融通？
    当代中国正处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变革中。一个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也是它在继承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塑造自己新的时代文化的过程。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历史研究在这里有着特殊的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从世界的历史长期进程的广垠、深邃的时空中更客观、更全面地认识我们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动态特性，从而作出更好的选择和取舍。
    但是，长期以来在这一问题上总是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例如断言中国文化是一种封闭性文化，是一种象中国黄土地的郁暗色的、僵滞性的文化；另一种则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过于偏爱，例如对待外来优秀文化，总是把抱着“其实我们古已有之”的盲目自大心理。
    显然，这两种态度都是片面的、缺乏科学性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无益的，前者会导致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滋长崇洋媚外思想，使我们“把小孩与脏水一齐泼掉”，把爱滋病和高科技一同引入；后者则会使我们目光近视、心胸狭窄而自我封闭、盲目排外和因循守旧、不思变革进取。
    历史研究在当代的任务之一就在于帮助人们摆脱这两种偏向而更好地建设新的文化。为此，在历史研究中，一方面应当注意努力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使人们更加全面、更加充分地认识我们的民族在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创造的灿烂文化，从而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应当注意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上，从我们民族的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联系上，帮助人们进行必要的文化比较。比利时史学家比兰（Henri Pirennc ）曾说过一段话：“唯有比较方法可以减少史学家间种族的、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许多史学家缺乏公平，不是由于先入之见，而是由于知识的不足。沉淫于欣赏自己的民族，必然夸张其创造性，而将本为模仿来的，认为系其独创。对其他民族不公正，由于不了解其他民族，知识的闭塞，使其易于为由情绪所建立的偶象所欺骗。比较方法使历史以真面貌出现，原来被认为的高山，不过一丘陵，原来被引为荣耀的民族天才创造的事件，不过模仿精神的表现。”（转引自杜维运：《史学方法论》）这种比较，可以使我们在文化的继承和吸收中克服任何情绪化的偏向而真正理性地、公正地和辩证地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外来的文化，也只有通过这种比较，才能使我们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和时代高度上，作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扬弃和更新以及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改造和吸纳，塑造出新的民族文化。
    在分析历史研究的当代问题时，我们可能还会触及到更多当代社会向历史研究提出的具体问题，但当我们初步探析了上面三个问题后，透过历史研究在当代应当作出的义利兼顾、雅俗平衡、中外融通等努力，我们已经隐约可以看到历史研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应当依循的一条线索：过去和未来间的思考，情感和理性间的权衡。
    当今是过去的未来，是未来的过去，当代历史研究所要关注的，是社会如何从当今走向未来；它能回答的，是历史如何从过去走到当今。因而，当代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以当代为中心，而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思考。“而历史学家特别适合于充当这样一名思考者，他在人类的局限性与其热望之间进行思考，他在‘应该如何’的人类梦想与--根据已有情况--可能达到的限度之间进行思考。”（《现代史学的挑战》，第172页）进行这种思考，需要追求人类崇高理想和历史真理的激情， 也需要尊重客观历史过程和从实际历史条件出发的高度理性。历史研究在人类“应该如何”和“能够如何”之间思考，也在自身“应该如何”的情感驱动和“能够如何”的理性指导中进行权衡。这种权衡，就象一位史学家所说：“历史学家作为社会成员和历史过程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要想受到欢迎，只能迎合周围人们的胃口；而要成为有用的人，则必须同时也讲些不合人们胃口的东西。在前有暗礁、后有旋涡的困境中航行，这就是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艺术，这种艺术帮助我们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并加以赞美的集团了解更多关于它自身和其他集团的事情，使之在一个不可靠的、多变的世界上生存繁荣。”（《现代史学的挑战》，第4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