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天资聪明，自幼勤奋好学，对中国历史有着特殊的爱好。他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新意迭出，影响深远，尤其是文史典故和成语的引用更是随手拈来，恰到好处，妙不可言。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成长壮大和史学研究的发展繁荣是与毛泽东的领导、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早在解放前，毛泽东就与郭沫若等史学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他们的生活、工作极为关怀，寄以厚望，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感动不已。
    一、对古代史书和史家的评论
    1、关于《资治通鉴》和司马光
    一九五四年冬，毛泽东曾对着名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①到了晚年，《资治通鉴》仍然是毛泽东最喜欢读的史书。他曾怀着十分惋惜和遗憾的心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资治通鉴》他已经读了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并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那个时间”。②关于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为什么要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三年）写起，有何特殊意义的问题，毛泽东是这样理解的，他说：“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罗，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乱，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③为何《资治通鉴》只写到五代为止而不接着写到宋朝呢？毛泽东的见解与众不同，他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他还曾经说过：“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代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势，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他个折扣……《通鉴》最后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④当身边的工作人员问他，在《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大书里，为什么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而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时，毛泽东随口答道：《资治通鉴》“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说到这里，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十分开心。接着他又说：“可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画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离不开秀才啊！”⑤对于《资治通鉴》里有关战争的叙述，毛泽东非常欣赏。他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⑥《资治通鉴》里有许多改朝换代和政治家、军事家的故事，毛泽东经常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边讲边评论，愈讲愈有兴趣，几乎忘了休息。武则天是毛泽东比较关注的一个历史人物。他说：“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⑦通过读《资治通鉴》，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⑧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和明朝的皇帝朱元璋就是这样的杰出人物，所以毛泽东称赞他们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⑨毛泽东还说：“《通鉴》是一部值得读的好书”，首先要归功于司马光，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大力协助，没有皇帝的支持，没有刻版印刷的发明，是难以完成的。他说：司马光是个“有才气的人”，“有志向的人”，并且“有毅力，有决心”，所以，他才能够“在四十八岁到六十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毛泽东还特意指出，司马光在这段时间“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这话如何理解呢？毛泽东分析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因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要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之后，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⑩说到固执，一般人都认为是缺点，但毛泽东认为要具体分析。他说：“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物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11）毛泽东还说，司马光与王安石“这两个人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要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账了……我也有政治上的对手，我不同意他们的主张，但对这些人的学问还是尊重的。至少还得承认吧。”（12）2、关于二十四史及有关的史学家
    除《资治通鉴》外，二十四史也是毛泽东经常翻阅的史书。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史料极为丰富，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读书籍。所以毛泽东以有生之年将其通读一遍，主要是读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读得最多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明史》等。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或对某书有一个总的评论，或将某书与某书相比较，或对书的某些篇章进行评论，与此同时，也对写书的和为书作注释的某些史学家评议一番。例如，毛泽东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在《后汉书·光武帝纪》中，他还有一条较长的批注：“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雄巨眼，不其然乎？”毛泽东还从思想高度对某些史书进行评论，例如他说：“《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又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对《新唐书》中的《严郢传》，毛泽东认为“此篇写得不错”；《吴通玄传》他认为“这篇写得好”等等。（13）毛泽东对某些古代史书和史学家的评论，虽然不是全面系统的论述，只是几个字或几句话，但言之有据，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14）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表明二十四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二、毛泽东对当代史学家的友情、关怀和厚望
    1、毛泽东与郭沫若
    郭沫若是中外着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毛泽东与他的友谊可谓源远流长。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来到广州受聘为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时，在林祖涵（即林伯渠）家第一次与毛润芝（即毛泽东）相遇。见到久仰大名的文学家，毛泽东非常高兴，向他介绍了广东和全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后来，毛泽东还邀请郭沫若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报告，并担任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他们还一同应邀去青山青年会演讲，痛斥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诋毁。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主要从事历史剧和史论的创作，同时担任着重庆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他的历史剧本《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及史学论着《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等，都是结合当时的形势需要而写的，有着强烈的战斗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一九四二年二月，郭沫若根据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与安厘王的宠姬如姬窃出虎符救赵的故事，写成历史剧《虎符》，其意在于宣传爱国思想，批判国民党的卖国投降主义和迫害抗日人士的罪行。后来郭沫若将剧本寄赠毛泽东，毛泽东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从延安回信说：“郭沫若兄：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15）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看了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也于同日夜写了封信，请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转交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毛泽东说：“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都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戏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上就十分高兴，期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16）一九四四年（甲申年）正值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我党领导的《新华日报》于三月十九日开始，连载四日，刊登郭沫若的纪念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文章写得生动而深刻，一方面指出农民起义是官逼民反，明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的腐败和反动；另一方面，文章全面而深刻地分析农民军失败的教训：一是骄傲轻敌，二是军纪败坏，三是屠戮功臣，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郭沫若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的要员认为这是影射当局，《中央日报》发表《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诬蔑郭文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许多朋友为郭沫若鸣不平，郭沫若理直气壮地说：“我郭沫若就是要为‘匪’张目嘛！”（17）正当郭沫若在重庆遭到国民党围攻时，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了他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对他的文章评价极高。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时，特别强调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8）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沫若收到了毛泽东一月前给他的回信：“沫若兄：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什么错误缺点，期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19）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来到重庆参加两党和谈。九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红岩村小客厅里与郭沫若、邓初民、翦伯赞、周谷城、冯乃超、于立群等相会。毛泽东分析抗战胜利后的时局，预言和平总有一天会到来，虽然来之不易。当时，郭沫若一边听着，一边从上到下仔细观察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崇敬之心和关怀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返回延安后，重庆流传着有关他的许多逸事。特别是《新民报晚刊》副刊以《毛词·沁园春》为题发表他的咏雪词。该报按语说：“毛润之先生能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格独特，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20）从而引起轰动，尤其是文化界人士，和韵之作蜂起，赞不绝口。郭沫若认真拜读了毛泽东的原作词后，也看了一些诗与评论，他认为毛泽东这首词意境深远，气魄雄伟，可谓前无古人。为了回击有些人的恶意曲解和中伤，郭沫若也用毛泽东原韵填词两阕。他称颂毛泽东及其词作“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21）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和毛泽东都肩负着繁重的公务，相见的机会多了，私人的诗词交往也多。郭沫若非常敬重毛泽东，他尽量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求，但又总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是好心办错事。倒底错在哪里？有时他想得通，有时又想不通。他想紧跟毛泽东，总也跟不上。“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大学已专门开辟一个屋，里边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幸亏毛泽东不忘旧情，亲自下令保护，郭才免遭批斗。（22）一九七三年，江青等人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摘录材料印发下去，准备公开批斗郭老。毛泽东发觉后立即下令制止，并指示：不得批判郭沫若。但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郭老实际上仍然未逃脱被勒令到会，接受点名批判的命运。后来，张春桥恶狠狠地打上门来，说郭老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剧作和论着都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江青也找上门来，要他写检查，逼他写批宰相的文章。郭老总算把一切都想明白了，他既不做检查，也不写文章，病倒后住进医院了。周总理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身体，毛泽东也派人来探望，并要去了他的《读〈随园诗话〉》备阅。领袖的关怀更增强了他跟疾病斗争的信心。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病逝的噩耗传来，郭老悲痛不已。往事历历在目，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书信往来，建国后常以诗词酬答，相互改诗论诗的情景，更是令人难忘。回顾一生的战斗情谊，郭老写了两首《悼念毛主席》的诗，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伟哉领袖万民亲，改地换天绝等伦。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入云。反抗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育新人。肝食宵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后改题为《毛主席永在》，见《郭沫若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