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日宫内究竟有几处武装冲突。
    ①当日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发觉宫中已有变，据前所分析，是时宫内已发生过第一次交锋：伏兵袭击高祖卫士的战斗。高祖身边禁卫应有数百人，要制伏他们，即使是奇袭，亦非九人之所能为；世民追杀建成、元吉，随之而至者仅尉迟敬德所率即七十余骑，何况同时殿内还应有挟持高祖及其按问大臣等人之伏兵。
    ②当日建成、元吉从北门大路而来，建成是太子，太子出行，必有仪卫，身边随从绝不止九人（注：据《大唐六典》卷第二十八《太子左右卫及诸率府》，太子随身近卫有：千牛16人，备身28人，不算其仪仗，计有四五十人。），更兼元吉骁勇，世民要袭杀二人，即使不知二人同行都不敢只以九人“自卫”，况世民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怎敢只伏兵九人？如此草率大意，亦非“房谋杜断”之水平。追杀二人途中，世民马逸，几致失事。世民酷爱好马，人所共知，当日有备而去，意在拼死决战，绝不会骑坐未经战阵易于受惊之劣马。马逸定因建成、元吉随从拒敌，世民坐骑受伤之故，此证明建成、元吉确有随从并有激烈的反抗交锋。建成随从逃回报信，必遭伏兵追杀，“张公谨有勇力，独闭关”以拒宫兵，公谨极可能就是追杀建成随从而至北门者，听宫兵二千余骑杀声动地而来，情急中乃闭关以拒敌。此一路追杀逃兵之伏兵人数虽不多，但亦是第二个需要分散兵力之处。
    ③从宫府兵联合攻打北门来看，当日齐府主要兵力已出太极宫城与东宫兵合势，但武德殿齐王府内侍卫亲兵不会全部出宫。世民、敬德一干人一路追杀元吉至武德殿附近，必然惊动附近诸门诸殿宿卫官兵和齐府亲兵，所以，杀死太子、齐王后，世民伏兵除了软禁高祖及按问大臣、追杀逃跑的建成随从外，同时还要对付诸门卫士和齐府亲兵。此为第三处武装冲突。
    世民得高祖手敕，时宫府兵已溃，宇文士及出东上阁门宣旨。《通鉴》注：“阁本《太极宫图》，太极殿有东上阁门、西上阁门。”据此，李树桐先生认为高祖当时已被挟持到太极殿，宇文士及出东上阁门宣敕而不至玄武门，建成“余党尚保宫城不解”，均因宫府兵已绕道攻入宫城之故。今考太极宫中不止一处东上阁门，太极门及朱明门均有，因两门均有廊。由太极门转东上阁门可至太极殿（唐初大朝会之所），由朱明门转东上阁门即入两仪殿（常参之处）（注：（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宫城》。）。以理推之，高祖弃舟上岸后应被就近挟持至伏兵之所临湖殿而不会经过重门诸殿长途押运至太极殿，且太极殿为大朝会之所，六月四日非朔非望，亦非大朝会。宇文士及出东上阁门宣旨，亦非宫府兵攻入宫城之故，因为：攻北门不下，宫兵扬言反攻太极宫外秦府（大安宫）都不说另走别路，可见当时东宫通内诸门必已不通（建成、元吉亦从北门而来）（注：《旧唐书》卷六十五《高俭传》载士廉率军驰至芳林门，与北门守军对宫兵形成色围、夹攻态势，如东宫至太极殿之门尚通，世民必有防范，不会独独网开一面。），即使诸门尚通，世民必已有防范；或者绕道东宫侧门，路窄门多必不容大队人马厮杀。所以，绕道攻入宫城之说似难成立。至于建成“余党尚保宫城欲与秦王决战”，“宫城”所指乃东宫而非太极宫。称东宫为宫城，乃唐人习惯，《大唐六典》卷第二十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云：“宫门郎掌内外宫门管钥之事……，其宫城门使宿卫人应入宫殿者，各于左右厢便门出入”便为一例。宇文士及宣旨后世民又派裴矩晓谕东宫，即因建成部属退保东宫坚不投降之故。宇文士及宣敕，乃因北门宫兵退后“宫府兵尚杂斗”，杂斗者除了东宫，或许还有齐府亲兵，所以从《唐两京城坊考》“西京宫城图”看，宇文士及出东上阁门，或因得高祖手敕后由东上阁门先至齐府晓谕，再至北门和东宫宣示。
    ④如果世民仅以九人自卫和入宫伏兵，便不需常何“以总北门之寄”（注：限于篇幅，《“玄武门之变”伏兵计考析》已另撰成文，《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增刊。），所列伏兵人名，多为天策府属，为京职事官，有门籍可入，无需常何。“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人今已入宫，擐甲执兵”，证明世民当日所率绝非九人。
    要言之，六月四日宫内武装冲突计有：袭击高祖御前近卫及软禁高祖和按问大臣；追杀建成、元吉，对付附近诸门诸殿卫士及齐府亲兵；追杀逃归东宫报信之建成随从并控制北门。此三处皆几乎同时进行，皆需同时分散兵力。对付如此多人，岂是伏兵九人之所能为？如此混乱局面，岂是九人之所能控制？所以，可以推断，世民伏兵是一支人员多达数百人的队伍，极可能就是所谓的“八百勇士”。
    2.旧史记载伏兵人数矛盾之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已不难解开旧史记载伏兵人数矛盾歧异之原因，主要是为了隐瞒逼父重大情节和当日宫中血腥屠杀之惨状及死难人数；其二，史臣数人分记，各据所见所闻和道德良心，太宗观看实录后在明显处做了改动，但难以处处周全，不能天衣无缝，故时时露出马脚，于是就有了录功九人、伏兵九人和预谋主将十二人诸不同记载，正因诸传人数人名歧异，也为揭开事变当日真相提供了线索。
    三为何史称“玄武门之变”“伏兵九人”
    从上文已知，六月四日世民伏兵不在玄武门，伏兵亦不止九人。为何据太宗观览后的实录修成的《旧唐书》称“玄武门之变”“伏兵九人”呢？推想有以下目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隐瞒胁迫高祖重大情节。世民功大，以其敢作敢为、英果霸气的性格，并不十分顾忌史臣记载杀死兄弟之事（旧史中已得保留可以为证），况此事也绝难隐瞒；所最顾忌者，唯有“孝行”，即挟持高祖一事。伏兵玄武门自卫与伏兵宫中危害君父，性质大有区别。因此太宗观看实录后，示意史臣将伏兵地点改在玄武门，从而得以隐瞒逼父情节和伏兵人数（发生过如此重大事件的临湖殿神秘失踪，恐亦应与此有关）。
    其次，隐瞒世民利用职权、破坏国法的行为，因伏兵计划得以实现，亦与世民职务有关（注：限于篇幅，《“玄武门之变”伏兵计考析》已另撰成文，《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年增刊。）。
    最后，制造神话，缩小不良影响。伏兵九人而袭杀太子、齐王，并未动用大量兵力过多杀戮而夺得嫡位，足证太宗皇帝英明神武。
    附记：本文写作，承蒙台湾师大李树桐先生赐寄大作《论唐高祖成功及失败的关键》，日本布目潮沨先生回函列举伏兵二十人名以为参考。李树桐先生年逾九十，行动需有人陪伴，仍亲自赐寄大作并回函。布目潮沨先生亦年届八十。前辈拳拳之心，不敢有忘。谨此向李树桐、布目潮沨二先生及代为转交信件之台湾《师大学报》编辑部致以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