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梁，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一百年前，两个东亚的主要国家--中国和日本，进行了一场决定两国命运、决定东亚历史格局的重要战争，这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下半叶，东亚（通常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和蒙古）是世界上一个很不稳定的地区，处在多事之秋时代。一方面帝国主义在这里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空前激烈；另一方面这个地区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时期。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东亚地区这些半独立国的斗争就特别尖锐起来。东亚这些半独立国的命运，要么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要么挣脱殖民镣铐，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在这样一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甲午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不仅与中、日、朝等当事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也调动了英、俄、美、德、法等主在西方强国的神经、配置着这一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的组合，给20世纪东亚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以直接影响。
    一
    甲午战争以前，在东亚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国家主要有四个，即：中国、日本、俄国和英国。而甲午战争的结局，导致了这四股力量的此消彼长，分化组合，因而直接影响着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
    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最古老的国家。16世纪以前，它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后来开始衰落下去，到19世纪时，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进入19世纪后半期。清王圾正在搞洋务运动（或叫“同光新政”），这是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力图赶上世界的一次尝试，但由于本身不易克服的弊病失败了，从而失去了一次机遇。在标榜“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中，确实兴办了一些工厂，修了一些铁路，造了一些轮船，开设了电报，又创建了海军，引进了西放手科学技术，在经济上、军事上、文化教育上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可是洋务运动存在着一个致使的弱点，那就是在政治领域里依然是一潭死水，政治改革遥遥无期。在腐朽的封建主义体制下，生产力是很难冲破牢笼，迅速向前发展的。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一个衰朽的、暮气沉沉的政权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会有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富裕和强盛。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就是这场富强梦的破灭。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打击最大，真是创痛深巨，割地之多，赔款之巨，条约之苛；屈辱之深是前所未有的。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虽说还是东亚最大的国家，但已被挤出东亚重要政治、军事力量的圈子之外。甲午惨败，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也使中国失去了一次赶上历史潮流的机会。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刺激着中国国内局势急剧发生变化。战后三年，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五年以后，发生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距甲午战争结束不过十六个年头，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一个误国、辱国、卖国的清政府倒台了。
    甲午战争对日本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它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战争，是日本从半殖民地国家向殖民强国过渡的转折点。19世纪中叶，日本和中国都排列在半殖民地国家的队伍里。当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走到了一个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十字路口，既可能进一步沉沦下去，变为殖民地，也可能赶上历史潮流，搭上近代化的列车。
    日本近代化的起步与中国几乎是同时的（大约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此之前，它也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威胁，面临着两种方面、两种制度的撞击，所处的地位与中国差不多。但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矛头主要不是指向它，而是指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西方列强几乎没有对日本发动什么大规模入侵。1853年，美、俄舰队的“叩关”之举和1854年“日美神奈川条约”的签订，虽然都是在军事威胁下完成的，却都没有形成一次真正的战争。1864年9月5日，英、美、荷、法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史称“下关战争”。但联军登陆后，长州藩迅即屈服求和，战争规模很小。列强在东亚的利害冲突，使英、美感到扶植、利用日本来牵制沙俄，为自己火中取粟是合算的。显然，历史的机遇向日本露出了微笑，而日本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明治维新”，使它走上富强之路。
    日本想赶上时代的列车，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首先把中国作为打击的目标。在甲午战争中，它是胜利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赔款之多，割地之广，掠夺权利之大，连它自己都始料不及，因而战后举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中。这次战争无疑大大增强了日本的实力，进一步刺激起它向外掠夺的野心。甲午战争是东亚的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这场较量是求生存、求发展的斗争。战争的结局，中国失败了，这就使日本脱颖而出，成为东亚一霸，并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不过，当时日本还清醒估计到了前途的复杂性，特别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逼使它冷静下来，“卧薪尝胆”，聚集力量，十年后，它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终于赶上了欧美列强，与之并驾齐驱。
    除了两个直接较量的对手外，最关心甲午战争进程的就得算沙皇俄国，因为向远东扩张势力，进而称霸亚洲是它的传统政策。甲午战争一爆发，俄国就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伺机而动。当战争即将结束时，沙皇政府召开了两次大臣特别会议（在1895年2月和4月），准备和日本公开对抗。它的方针是不能让日本走得太远，赢得太多。但是，沙俄对自己在远东的力量心中有数，它在远东没有海军根据地，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铁路尚未竣工，对战争没有把握，也就是说还不能单独地制服日本。于是它联合了德国、法国进行干涉。
    俄国对东亚的野心在甲午战后一方面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一方面又摆出了一副欲与日本决一雌雄的架势。为了对付日本和英日同盟，俄国于1902年2月与法国缔结同盟，以保护“两国在远东的特殊利益”。同时，沙俄还积极拉拢清政府，在加强向中国渗透的过程中，企图把清政府绑到自己对日作战的战车上。
    至于英国，它当时在中国获得的侵略权益最多，势力范围也最大。它千方百计要维护自己在东亚的既得利益，为保持其优势地位，它主张“维持现状”。英国远东政策的核心是如何维护“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利益，即为谋求世界霸权服务。当时的英、俄矛盾可以说是全球性矛盾。列宁曾经指出：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在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一贯推行这种政策。……英国是这种野心更长期、更顽固、更强大的敌人。”①英、俄在亚洲的冲突是全面的，从中近东一直到远东他们在争夺伊朗、土耳其和朝鲜等战略要地的斗争中，剑拔弩张，各不相让。19世纪80年代中期，英、俄为争夺阿富汗已经走到了战争边缘。与此同时，两国还因争夺朝鲜的巨文岛关系紧张。显然，英国把沙皇看成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于是，扶植日本，抵制俄国向远东扩张。
    英国一方面在甲午战争中支持日本，同时又不希望清政府因过分削弱而垮台。正如英国首相在一篇演说词中所说的：“无论如何我不能设想，如果中国的中央政府突然被一个征服势力所覆灭，事情会弄成什么样子。一个无首脑、没有任何一种政府的中国，意味着一片世人未想到的混乱和恐怖景象。”②在甲午战争之前，英国是把中国当成它与沙俄之间的缓冲国来对待的，甚至一度考虑过缔结“中英同盟”的问题。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充分暴露出腐败无能，不堪一击，使得英国的舆论和英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黄海海战和平壤之战后，《泰晤士报》一篇社论中说：“我们绝不会想到……中国的友谊是值得去培植的，更用不着因为它的友谊去迁就它的虚荣心。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中国是一盘散沙，它只有通过外力才有可能打起精神来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注意不使别的国有完成这种事情，而使我们受损失。”③因此，战争后期当清政府主动提出缔结中英同盟国时，英国政府未加理睬。在选择东亚的盟国时，英国把目光转向了新兴的工业强国--日本，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喉舌--《圣詹姆士官报》、《伦敦中国电讯报》都发表文章，鼓吹支持日本去与俄国决一胜负，甚至提出缔结英日同盟的主张。这些新闻媒介的言论反映了英国政府的远东政策，英日同盟终于在几年之后变成现实。
    如果说中、日、英、俄是影响东亚战略格局变化的四种力量的话，那么朝鲜就是这四种力量矛盾冲突的焦点。19世纪下半叶，围绕着朝鲜的国际矛盾冲突中，日本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疯狂地推行“大陆政策”，视朝鲜为入侵中国东北的桥梁，并急迫地要把这个进出日本海的锁钥地区建成为入侵亚洲大陆的前哨基地。沙皇俄国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也开始把侵略扩张的重点放到东北亚地区--朝鲜和中国东北来。80年代中期，沙俄曾力图变朝鲜为自己的保护国。俄国阿穆尔总督在上奏沙皇时曾直言不讳地供称：“当今我所应大勉者，即在维持朝鲜之独立。但该国为东方一弱国，若无强盛之保护者，决不能保其社稷。……我俄国宜毅然担任保护之责”。④英国从维护它在太平洋和中国的优势地位这一基本政府出发，曾希望朝鲜成为东北亚的缓冲地区，但由于它与沙俄的尖锐对抗，特别害怕朝鲜被俄国夺去。1885年4月，英国供口俄国军舰集中海参崴，强占了朝鲜巨文岛，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
    在四种力量中，中国是最薄弱的一方。中朝之间当时存在一种传统的东方式的“宗藩关系”，即朝鲜国王向清朝皇帝按期“进贡”，奉正朔，受册封，清朝皇帝则有义务维护“藩属”国的王统与地位并保护其安全。从政治上看，所谓“藩属”国实际上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宗主国”一般不干涉其内政、外交，中国对朝鲜并不具有西方殖民体系那样的“宗主权”；从经济上看，双方基本上是平等互惠的。19世纪80年代初，由于日本加紧了对朝鲜的侵略。清朝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为该国策安全，即为中国固封守”。而处心积虑的日本从中挑拨离间，竭力破坏中朝联合抵抗日本侵略的局面。
    甲午战后，朝鲜一步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朝鲜的李氏王朝曾向沙俄寻求庇护。日俄战争（1904-1905年）后，日本开始实现其独霸朝鲜的目标，朝鲜人民则开展了蓬勃的反日斗争。